我历来不赞成“严打”。因为，严时不该打的打了，不该判的判了，不该杀的杀了。风头一过，还是那重天，还是那张网，却该杀的判了，该判的放了。此一时彼一时，法律成了橡皮筋，紧一阵松一阵，有失法律的公正与尊严。
“严打”并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冬至蛇先眠，日出狼归山。犯罪分子一如蛇狼，宽严知变，进退有方。当今社会之混乱，按百姓的话说：官是虎，贼是狼，可怜百姓一群羊。群狼敢和虎搏斗，不但偷民，还敢偷官，就是公安局里也失枪丢弹。虽然一次次“严打”，可黑势力越打越猖狂，以致于公然把一副县级干部撂倒在大街上（《洛阳晚报》1998年8月5日）。
我们总习惯在节前检查时，才“突击搞卫生”。检查过后，纵是垃圾掩们也少有人管。如果我们随脏随扫，何须节前“搞突击”？法律也是这样，法网一扯，律条一放，任你皇帝老子，管你猴年马月，只要犯法，都一样问罪。法律大于一切，不受任何人和党派的影响，不搞“突击”，没有“严打”，始终如一，没有下不为例，象韩国的前任总统，犯了法照样揪出来治罪，看谁还敢小瞧王法！
然而，我们的“严打”毕竟是“符合”我们的“特色”，也是人治的必然，眼下还不可能法律面前人人时时都平等。既然如此，民间可“严打”，官府为何打不得？特别是执法者，有些本身就是为非作歹的鸟人，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不是土匪胜似土匪，弄得老白性怨声载道：“过去土匪再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过去土匪比豺狼，如今土匪敢日娘”。这决不是无端谩骂，只要你留意周围，或随便翻翻当今的报刊，有关执法者的腐败，真可谓触目惊心，天下第一！不说“张金柱”之后又有多少“张金柱”，就新一期的《文摘周报》（1998年8月10日第32期）上，就有三篇是执法者犯法，办案者作案。一是武警队长屡屡率部公然保护走私，并开枪打穿缉私人员的脖子；一是公安局长“狮子”大张口，咬垮“东南亚第一大排挡”的“狮子楼”；再就是四名法官去游泳，却无辜把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扔进水库。任凭家人磕头求救，甚至磕出了鲜血，也打不动法官们的铁石心肠，一个个扬长而去，使原本不会游泳的孩子在水库里上了一夜“法制课”。次日，“捞出来的尸体紧握双拳，怒目圆睁，耳朵，眼睛均被野鱼咬得惨不忍睹”。
象这样的执法者不“严打”行吗？司法机关里有这么多腐败分子，不对他们“突击”一下，真害怕国徽高悬下的威威法庭，会成了奥吉亚斯牛圈。
“一个将法律施用于他人的人，他自己也当然应该服从这一法律”。而我们的有些执法者，却把法律当成蜘蛛网，自己成了网上网下专事捕捉利益的蜘蛛，任意横行，却网不碍己。这种蜘蛛式的人物，实在不宜执法。
俗话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尽管不赞成“严打”，但对执法机关必须严之又严，打之更甚，并要“突击”和保持相结合，才能使人民相信他们，配合执法机关共同制止犯罪，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
也许这观点会使维真先生们（见《杂文报》975期第一版维真的“批评警察及其他”）恼火，又要说这是“一点瑕疵”，批评执法者是“抹杀”了他们的“卓越功勋”。但我想，纵是“一点瑕疵”，可癌细胞一开始都不曾多，也是慢慢畸变的。一旦违疾忌医，逃避免疫监视，扩散开来可是快而无法救药。所以，对他们的“严打”才是真正的“理解”与“支持”，才是“更慎重”，“更负责”的批评与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