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子路上阵厮杀，帽缨被人斩断，帽子也歪了。他想起老师的教导，一个君子不能歪戴着帽子，便停下来结缨整冠，结果被人砍成了肉酱。
子路之死，死于一个原则。在子路看来，那原则甚是简单：“君子死，而冠不免。”这个原则有些迂腐，甚至搞笑。然而，严肃的原则莫非便可以让人为之赴死？先说原则本身。所有的原则皆是人为，而非天定。既是人为，就很难保证它便是宇宙的绝对，完全符合人的天性。天性，我以为只是神的给定，只是那亘古不变，不可篡改的永恒。它在原则和法律之外为人的行为找到了终极评判乃至奖惩的可能。这天定的永恒，“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改变。（史铁生语）”不能改变，只能在它之中坦然地予以接受。人间的一切原则，要么是对它刻意的模仿，要么是对它有意的歪曲。即如此，我们信誓旦旦固守的原则有多么重要便值得怀疑。
再说子路这人。《史记》里说，子路少夫子九岁，本为一粗人（史记称其“性鄙”，夫子称其“野”），好勇斗狠。夫子追思子路时感慨曰：“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有弟子如此，不知是夫子之幸抑或不幸？其实夫子对于子路的死是有预见的。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由果而死。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夫子一以贯之教导他的学生们，事以信立，人以仁成，时时处处应该克己复礼，不失原则。大丈夫为人做事，当以仁为本，舍生以取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必乱大伦。”加上好勇斗狠的倔脾气，穿着破衣烂衫而立于着裘皮大氅者之林的子路便必死无疑了。
当然，不能说子路就是死于孔子倡导的原则。但当一种思想被反复强调，并且很可能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敢说它或许也有权衡的余地？麻烦正这这儿。料必很多的中国人都还记得，就在不到半个世纪前，我们曾经把一种思想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其结果非但没有守住那“君臣之义，长幼之节”，反倒真正让世界“乱了大伦。”事实上，就在夫子周游列国，惜惶惶如“丧家之狗”，竭力推广他安邦治世理念的时候，也还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响彻在中原大地。比如老子，他骑上一头青牛，平静地对这个世界说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至德之世，大道兴盛，仁义方才行于其中。人人行于仁义，就也没有必要倡导仁义。只有病态的社会才会产生对仁义道德的需求。正因为社会太重视各种机巧智慧，才会出现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正是因为奸臣当道国家昏乱，才需要提倡父慈子孝妻兄和睦。
那么，世界无所谓原则如何？无为而治，是不是就能够真正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如果是，那真正的“无为而治”当不是由谁一定而终的原则。倘若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神命不可违，它是长河大漠日月星辰所遵循的那天定的永恒；是宇宙间那阳光、空气和水让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永远的呼唤。
子路之死，死了也便死了。地球还在转动，世界依然故我，战争还会继续，欺诈依旧存在。世界从来就需要热闹。倘若恶念已经全部根除，善行已经遍及人间，那么原则也将显得多余。上帝喜欢这样的游戏，因为喜欢，它便可以凭借这样的游戏，明了善行在何处得到了宏扬，恶念又在哪里加以了隐藏。文天祥死了，谭嗣同也死了，当然还有瞿秋白张志新，叛徒甫志高王连举，等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同的人，死的方式便也不同。但当一个人慷慨就义时，心中一定固守着他所坚定的信仰。
那信仰便是：用苦难化作福乐的铺垫，以圣洁赢取世界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