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7年是疯狂的岁月，也是我初识南瓜的岁月。
60年代初，我扎着一晃一晃的两条辫子，跳着橡皮筋，唱着儿歌，憧憬着未来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睡席梦丝，坐小汽车，吃土豆烧牛肉，过共产主义。”
60年代后期，我背着装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的书包，坐在小学校的课堂里，听《一个铜元的故事》，在学校广播里播放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曲声中，吃忆苦饭。
忆苦饭是一个菜团和一碗清汤。菜团用发酵的玉米面和着野菜蒸的，清汤什么都没有，连一滴油都没有，就是漂着一张白菜叶，点了一点盐的白开水而已。不过，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饭菜，穷人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吃得上。对于我这个从小吃大米白面长大的小学生来说，很难想象得出穷人平日里吃的是什么饭菜。尽管如此，我还是以比平日吃饭多三倍的时间，一口一口地将这如此难以下咽的菜团子老老实实地咽了下去，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悄悄地把它装进了书包。这是父亲平常对我教育的结果：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可偷奸耍滑，投机取巧。
在学校吃了忆苦饭还不算，父亲还要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里吃忆苦饭。我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嘟着嘴，心里老大不高兴，嘴上却不敢说什么。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有谁斗胆敢拒绝吃忆苦饭呢！
就是那天，父亲把南瓜领回了家。我也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南瓜。有了在学校吃忆苦饭的经历，南瓜那胖嘟嘟的样子，金灿灿的外表就一点都不招我喜欢了。父亲在厨房里忙了一通之后，一盘素炒南瓜片儿，一锅小米南瓜粥，南瓜和玉米做的窝窝头，就是我们这顿南瓜宴了。不记得这顿南瓜宴的味道，只知道，自此以后，就是在我自己成家立业，主管一家人的口粮时，也没有再请南瓜上我们家的餐桌，可见我对南瓜的成见有多深了。然而，父亲给我们讲的故事，却让我记忆至今。
父亲在太行山抗日的时候，小日本实行“治安强化”政策，疯狂“扫荡”和“蚕食”进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了坚持抗日战争，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山里开荒种地。基于游击战争的性质，部队经常拉着日本鬼子在山里转悠，种下的农作物中，收获得最多的是南瓜。南瓜就成了父亲他们餐桌上的常客。除此之外，父亲和战友们经常吃的还有喂马的黑豆，树上长的柿子，这些东西吃多了，害得他们经常大便干燥，甚至拉不出屎来，就互相帮助用手抠。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他们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许多人也落下了伴随终生的疾病。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1世纪。这是一个欢乐祥和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远非大米白面，电灯电话所能描绘得了的。一场“非典”把“营养配餐，合理膳食”的话题送到了人们的嘴边，经过广播电视报纸书籍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体的大肆传播，营养学的知识铺天盖地地倾泻进了人们的脑海，仿佛一夜之间，人人都懂得了营养，家家都在营养配餐。许多久违了的东西又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什么野菜啦，柳芽啦，槐花啦，玉米啦，红薯啦，紫米啦，当然也少不了南瓜，统统捷足先登地在餐桌上抢占一席之地！
我把南瓜请回家得益于我的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朋友请我到她家吃饭，电话里她把“吃饭”这两个字说得特别的重，我也就牢牢地记住了“千万要带着空肚子去”这件事。
那天，我真的是吃了一个肚歪。一桌子菜全部是真正的绿色。羊肉是她从新疆戈壁滩带回来的。补充一句，我的这位朋友是曾经的新疆军垦战士。芹菜、茄子、黄瓜、西红柿全部产自自家的小院。最后端上来的是南瓜饼，那南瓜自不必说，更是这院子里的特产了。南瓜饼是时下最时尚的餐后甜点，哪家餐馆的菜单上若没有南瓜饼这道小吃，只能说明，这家餐馆不上档次。所以，我这顿吃请可是真正上了档次了。
把南瓜去皮蒸熟了，和着糯米粉上油锅两面煎成金黄色就做成了南瓜饼。寥寥几个字，把南瓜饼的制作介绍完了，可真正做得好就没那么容易了。我的朋友起码演练了三次，第一次是面少了，南瓜多了，稀乎乎的煎不成个；第二次是南瓜少了，南瓜饼成了年糕；第三次当然是成功了。朋友这才敢在客人面前秀一下她的南瓜饼技艺。朋友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她做南瓜饼的经验告诉我，还送给我自家产的南瓜。南瓜饼的时尚与美味，使我当仁不让地连吃带拿把南瓜请回了家。从此，我家的餐桌上，经常不断地有了南瓜小米粥，粥里不忘放几粒枸杞增加色彩，显然比起父亲的小米南瓜粥来上了档次。素炒南瓜加了几片里脊肉，南瓜饼更是我家那两个谗虫的心爱之物，常常是刚端上桌，便风扫残云般地不见了踪影。南瓜就这样回归到我家的餐桌。
此时的南瓜已非彼时的南瓜，它们从父辈们充饥的食物，一跃而为保健食品，并且成了糖友们的座上客。南瓜的价格也变得不匪起来。南瓜的故事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可南瓜还是那个南瓜，胖嘟嘟的样子金灿灿的外表，什么都没变。在时间的长河中什么发生了变化？是时代，是人！是我变了，我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南瓜本色不变，坚持自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做人也如是，不随波逐流、邯郸学步，抱定目标、坚持不懈，当企盼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个像“南瓜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在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