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吊瓶挂在架子上，药，顺着塑料胶管，一滴一滴，以每分钟六十下的速度，注入父亲的血管。父亲仰卧在病床上，虽然扎着针的手不能动弹，全身显得很累，但思维却依然活跃。就这样，一连二十几天，不能下床走走，不能象在家那样看电视，连读书都不能，只能在想说话的时候，给儿女说说话，以此打发这难挨的时光。对于我，父亲应当觉得是个可以谈文化和人生的人，所以，他喜欢把自己一生中经历的种种说给我，这其中，有父亲对往昔生活的回望，带着生活的智慧和感悟。这一次，父亲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整风反右时的一段往事。
当时，整风运动在全国上下普遍展开，一时间，各处都是大字报小字报，在那里大鸣大放。有一种说法，就是鼓励大家站出来，提各种意见。有些大字报，就把工作中的失误什么的拿出来批评。也有的大字报，贴出来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大胆地给提意见，说确切点，是诱导。似乎只有积极地站出来提意见，才是工作积极的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那时父亲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是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当时都在教育部门工作，这次，聚在一起讨论参与运动。不积极地参加运动吧，人家说思想有问题。按照上边的要求站出来批判吧，总觉得不能这样对待组织。思来想去，有许多困惑，不知道如何措置。父亲忽然想出个主意，一拍大腿，说：自古以来，有困惑都是问老师，咱们去找找刘老师吧，他教学的时候，最喜欢咱们几个，现在虽然他当了县里的组织部长，但咱们几个去了，他肯定会热情接待的。几个同学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就异口同声地说：对，找老师去！
看望老师，当然要拿些礼物。那时经济条件不好，挨饿的不少，所以，能买点油条，就是最高档的礼物了。于是，他们找地方买了一些油条，用纸绳拴了，跑了几十里路来到刘部长家。
那时候的人，特别重感情。刘部长看到这几个心爱的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中午在家，与几个学生一起吃家常便饭，这样的便饭，也就是弄个鸡蛋蒜，搞个凉调黄瓜之类的。吃饭的时候，几个学生就提起当前运动如何表现的问题，也就是问老师，是象人家说的那样积极地站出来提意见，还是不能多说。
部长毕竟是部长，他说话，有自己的身份。虽然为师者，应当诚恳地为学生解惑，但，作为党委组织部门的主要领导人，还必须站在组织的立场说话做事，该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
听了学生的问话，刘部长把手放在嘴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若有所思。然后，很快地拿起筷子，在菜盘上面指点着说，你们不是来吃饭的么？那就不谈别的，吃饭，吃饭！
学生们虽然急于听老师点拨，但老师不说，谁也没办法，只好闷着头去饭。
饭，终于吃完了。但，走之前，必须解决关于如何参加运动的问题啊，要不然，这次不白来了么？
推去碗筷，几个同学再次向刘部长请教。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刘部长虽然在外面少不了打官腔，但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还是要认真地教导的。只是这一次，他用了个巧妙的办法，这巧妙，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
刘部长说：很高兴你们几个来看我，愿意听老师的话。但，我现在也不是你们的老师了，再说，老师也未必在什么事上都比学生高明。以你们年轻人的敏锐，好多事还会比我的见识高呢！
几个学生急了，说，刘老师，我们弄不懂，你一定要教导我们。
刘部长说：我年龄大些了，好多事也想不清楚。比如，人们常说，祸从口出，我想不明白是啥意思，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几个学生都出来解释，有的说：这很简单啊，说多了，就有可能被人家抓住把柄，惹出祸来。也有的说，其实，就是少说话，尤其是不中用的话，这样稳当。听了学生的话，刘部长说：嗯，你们说的有道理，让我长见识了。前人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啊。
有个学生说：那，这次运动究竟该怎么办？
刘部长说：你们自己悟去吧。
这时，父亲拉了拉他的那位同学：还问啥，这不一切都明白了嘛！
同来的几个人立刻悟出来了：走吧，人家刘部长的问题，不就是答案么？祸从口出，所以，少说话。刘部长的说话方式，不也是防止口中出祸么！
回来以后，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学，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一直是多看少说。即使顺应形势写大字报，也只是抄报纸上的社论什么的。后来，形势逆转，整风改成了反右，那些在鸣放中写大字报批评政府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入了另册，问题严重的，还被开除回家，甚至坐了牢。而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学，都躲过了这一险境。
由于不是右派，想做些好事也方便做。比如，有个人回老家时一次次被浇庄稼的水档道，随口说了句“三面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这路咋还这样难走”就被划成右派，他心恢意冷，想卷辅盖回家。父亲及时劝说，把他从另一个单位要到自己单位当司务长，对那个人一生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几十年，那个人对父亲非常感激，前几天还来医院看望父亲呢。
往事悠悠，在父亲的脑海里回放，也敲打着我们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