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批评北大教授谢冕引发了先生与谢冕弟子的一场批评与反批评的鏊战。其后，此事又被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在编写大学教科书时引用，周教授在他主编的《文艺批评学教程》中这样批评韩石山先生“谢冕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谁红跟谁急》第82页）
韩石山先生说：
“周忠厚这样的人，我是知道的。出身肯定好，政治觉悟就肯定高。他有闲钱，但绝不会买书，有闲工夫，但绝不会用来做学问。有闲钱他会用来过好他的光景，有闲工夫他会用来和睦他的人际关系。本事不大，该得到的东西，比如职称、职务、荣誉，一个都落不下。这样的人，每个学校都有。当学生的时候不是什么优秀学生，但是能留校；当教员的时候不是什么优秀教员，但是能当学科组长，能当系主任，说不定还能当校长。平日风光得不能再风光，尤其是到了政治运动的时候；只有一个时候会傻了眼，就是要拿出真正学术成果的时候。但是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他们会说，他们的那些《文艺批评学教程》之类的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中国的大学办不好，坏就坏在周忠厚这样的人太多了。”（《谁红跟谁急》第79－80页）
韩石山先生批评谢冕有没有进行人身攻击；人民大学周忠厚教授在他编的教科中批评韩石山先生有没有人身攻击的成分。韩石山先生在他著的《谁红跟谁急》中那样批评周忠厚教授有没有现实的依据。如果有，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学那样的治学风气，用人习气。有什么办法改变它，谁来落实改变那种不良风气的可行性改良办法？如果批评者的批评有失客观，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被批评者的声誉？
二００四年四月六日，韩石山先生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鲁讯活着会这样吗》批评了陈濑渝先生的一个说法又引发先生与陈濑渝的纠葛。陈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告状，要查处先生和发了他文章的《西安晚报》。这是韩石山先生遇到的另一件关于写批评文章的尴尬。
在《谁红跟谁急》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马桥之战”，那是发生在另一位作家身上的文学批评遇到的尴尬。海南作家韩少功写了篇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一片叫好声中冒出了文学评论家张颐武不同的声音，说他的作品模仿了《哈扎尔词典》。韩少功却说他从没看过《哈扎尔词典》。此事最后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用韩石山先生的话说“我却觉得开心，好笑。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了自家人。从军事上说，这是两支‘现代派’部队的遭遇战，平日螺号相闻，互为犄角，这次摸黑儿遇到一起，也不对一下切口，噼哩啪啦就接上了火。”（《谁红跟谁急》第143页）
出了从以上几件文学批评的尴尬事，我说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现在这样的批评环境不出这样的事就麻烦了，说明批评已经失声。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做好文学批评，社会批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批评之于社会就像免疫系统之于人体，批评做的好的社会一定可以向着更进步文明的方向发展；批评做的差，甚至听不到批评声音的社会必然会堕落、退步，与困境和灾难并行。一个社会或是一个领域缺失批评余下的便是奉承与麻木，这样的群体只会空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他们不可能推进社会与事业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批评环境不是几个批评家的努力可以做到的，这是个全民教化工程。只有全民懂得了批评的重要与批评的技巧才可能在全民中很自然轻松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做的好与坏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批评是这样的重要，但是批评的开展却又是那样的艰难，批评的艰难与批评的“个性”有关。
爱之深，责之切。出于爱出于责任人们常常对错误的作为进行批评。厌之深、恨之深、嫉之深，人们也是责之切。这就是批评的艰难之所在。被批评者很难判断关于自己的那种批评的声音到底是出于爱还是出于厌、恨、嫉。
成功有效的批评一定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爱如果深藏于心，藏于批评的背后不被受批评者感受到，受批评者便会本能的采取自卫行为对批评进行反抗。这样就会造成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无益的精力损耗与感情伤害。
有效的批评一定有许多技巧与原则，我敬佩韩石山先生做过一回批评者，在不具备全民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与觉悟的环境中能勇敢的做个批评者尤其的难能可贵。一个人的努力不可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谋求让批评更文明、更有效、更持续是年轻一代有担当的有志青年不可推卸的责任。
期待有那么一天，人们在批评面前都能做到轻松的会心的感激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