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上海小资与半个张爱玲握了手。这是初遇倾慕者的第一次握手，充满了笨拙而狂热的惊喜。十年后，各种对张爱玲的解读已是抽丝剥茧、鞭辟入里；而上海小资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依然紧握着半个张爱玲的手，作为他们梦乡深处的大泉。半个张爱玲，的确。上海小资们握住的一半，是十里洋场优雅挑逗风花雪月的一瓣大红的丰唇；而舍弃的另一半，是刺藜每一夜永不对其停止刺戳的一只苍凉的眼睑。前一半为建立一份小资情结提供必要的灵感，后一半为揉碎一段小资情结造成了持久的隐患。
小资情结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对张爱玲进行取舍。他们需要无限淡化张爱玲最终的孤单倒坠，因为这很残酷，是现实的残酷，仿佛从时间之穗中剥出的干瘪的玉米粒。与此同时，他们需要营造一个被金色光芒垂青的自我完美主义的结界：自以为骄傲又自甘于妥协，自我张扬又自我掩饰，自怜自爱又自怨自艾。因为这种自我象征了都市赋予的特权，象征了身份和在精神上与市井趣味的决裂。这不仅意味着上海的小资们决心跻身品位和情趣的上流社会，更加暴露了他们急于摆脱小市民和小生产者的普通出身。半个张爱玲恰恰为他们完成这一蜕变提供必要的滋润。
抬头看，小资情结的上端系着大雅的华带。这是自扬的需要，某种程度上更切近于梦，一场包含了优越的文化想像和生活理想的上海梦。张爱玲在此贡献的是“三个主义”：虚无主义，细节主义和都市民间主义。
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在于市井生活裂隙间的飘忽的歌唱。尽管在张的笔下，表现出的日常生活就是赤条条的当时的日常生活，琐碎、无聊、乱糟糟甚至冷酷。因为身在其中，知道更多的人生质地，她并没有强调优雅也没有制造幻象。但她确又游离在激烈的现实冲撞之外，无视环境和政权的变迁，在虚无的城市机理和脉搏间感受自我内在的起伏。而从这现实的裂隙中生发出的虚无与虚幻的感觉，使得整个日常生活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在商业消费的功利推动下，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很快被简化和表象化，变相为小资情结的“虚拟主义”：夸大个人的情感方式、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排除财产和职业的分野，根据虚拟的心理感受划分阶层。比如，咖啡不喝味道喝情调，电视不看情节看品位，貌似真正的艺术家一样读昆德拉、看布努艾尔……张爱玲的现实边缘主义，为小资的模糊身份提供了名正言顺的佐料。
细节主义是张爱玲虚无主义的衍生。因为对虚无深渊的恐惧，张爱玲不得不退缩，回归到中国人对物质细节的热衷，她拼命地抓住物质细节，好像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这种细节主义是将个人幻化的感觉，在家常中体现出来。她特别偏爱官能的爱好，对明亮的颜色、呛人的气味、口感强的食品有格外的嗜好。张爱玲说从小她就喜欢墙壁被油漆成有颜色的，喜欢东西有气味，这样就觉得安稳了。张爱玲这种自然而然地对物质存在的强调被上海小资们加以升华，发展为刻意的追求乃至要求。精神向度反过来需要靠物质生活维系，哪怕内里其实有多么丑陋，只要由完美的细节堆砌起来的外在整体表现得像安稳的春天一样，小资们就能骄傲地表述自己的心境。不仅如此，由于张爱玲的细节充满了自我的感觉，从而把这些细节上升提炼成一种整体的人生感觉，仿佛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这在张爱玲，是对无望和虚无的逃避；而在小资，却切切实实地为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的双脚提供了坚强大地，非常及时非常有效地把他们从“斤斤计较”的评价和“无聊做作”的抨击中挽救出来。
上海小资情结不加掩饰并引以为豪的还有享乐主义和个性张扬，这两点都根源于张爱玲的都市民间主义。在张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如此理直气壮地纳入写作主体。在他们看来，民间意味着忍耐、劳苦、觉醒和反抗。但张爱玲却一扫前见，声称哪怕小市民和小生产者也可以自觉自愿地享受都市赋予的特权。民间有姿态，有调情，也有纸醉金迷，而且很自然，自然而然，丝毫不比上流社会的粗糙和将就。张爱玲的这种都市民间主义渐渐消解了那种贵族气，可望而不可求的贵族气。他们的势力没落了，但他们的优雅还留着，并且一路延伸到都市的民间。在这里，张爱玲自觉或者不自觉将都市的民间，也就是上海的民间与其他地方的民间区别开来：前者浸润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丰富，自然在举手投足和情感体验之中表现出旁人无法企及的自信和洒脱。而在上海小资看来，这成就了他们名正言顺的脱俗，可以抛却生机的尴尬，无视生活的严厉，放下传统的内敛，收起不适的羞赧。在社会变动，政治因素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之外，自己享有自己微小却完整的享乐逻辑和价值体系。
向下看，小资情结的下端坠着大俗的砣盘。这是纯乎出自生存的需要，所有意义都无比切近于现实，或者和现实揉为一体。很幸运，张爱玲再次用她充满才情的叙述为这种无以伦比的“俗”正了名，她把“世俗”和“精致”这两个原本极端对立的词语拧在了一起，像把下水道和卫生球拧在一起一样不可思议。如我们所看到的，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都非常俗气，从曼璐到川嫦，从曹七巧到流白苏，个个为了生存耍手段、施计谋，精致的旗袍和优雅的举止也掩不住丝丝缕缕的功利的味道透出来。这些女人们，可以谈爱情，但是必须在金钱的背景上谈。也可以谈真情，但必须在世情的案条上谈。这种不加遮拦的务实源于张爱玲自小在高门巨族中所过的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对此，傅雷在20世纪40年代就批评其作品中的人物“恶俗”，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为过。但张爱玲为这些上海小市民做出了最有力的一句开脱：“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这句评价成了今天小资们最有利的自我定义、对世俗妥协的最佳理由和对抗异议的精神食粮。他们可以端着酒杯优雅地寻找能提供物质依托的猎物，也可以带着强烈优越感出言讥讽看似不潮流的人。但他们不必为此有罪恶感或者负疚感，也不必自省，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表象，是人性最自然的流露，通通是中性的、必需的。因此，小资们比任何一个群体都更加堂而皇之地向物质妥协，同时还占据品位的制高点。张爱玲为他们完成了这个超高难度空翻的嫁接，彻底调换了真实与虚伪的位置。
在上海小资情结的链条中，张爱玲显得不可或缺，但也扑朔迷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荆棘丛中，张爱玲像一轮昏黄的月亮，挂在荆棘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