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异导致孩子早熟，80后“空前颓废”令人担忧，“包二奶”让人心力交瘁。寻欢之后是难耐的寂寞，情到尽头才感终生有悔。
大到高官巨贾，小到市井小民，乱抱对对，蔚然成风；损了东家，补了西家；离了又结，合了又分；处处留骚情，时时换汤头。咱俩二五八，他们三六九。上床家常饭，造爱快节奏。君不见，铁窗之内少年愁，父母都是惹祸头。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切切实实的体会到自己面临的种种困境，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然而结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
如此，保卫爱情保卫家庭已经刻不容缓，那么，我拿什么保卫你——我的婚姻和爱情？清末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文章《恒娘》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原来的一般的论者在研究《聊斋志异》时就其与汉魏六朝只怪小说的关系和作者生平、民族两个方面着力较多，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尽管有人更新了研究角度，从伦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以及艺术成就诸方面进行研究。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都含有社会批评的成分。单就伦理学方面的研究而言，较具代表性的张学忠曾著文研究了蒲松龄关于人的道德修养,婚姻爱情,家庭生活,朋友交往和为官品德诸方面的思想。目前，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有些方面不够深入细致，尤其在蒲氏对婚姻爱情和家庭生活所持态度方面，后任一直沿用传统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囿于传统往往会阻止认识的进步，因此，笔者试图从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角度，从恒娘形象和夺宠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对晚明社会的批判，结合作品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强调写实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和优良传统。《聊斋志异》虽叙述了很多鬼狐怪事，但其中一物一事，一草一木无不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内容上大多写鬼狐花妖之事，但并非单纯为了助人谐趣，而是透过作品的狐鬼精灵,畸人异事，真实地反映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在艺术手法上，它又继承和发展了六朝志怪和唐明传奇的优秀传统，在反映家庭生活方面，不难看出蒲氏意在“惩戒愚顽，挽救世道人心”。《恒娘》则是其代表作之一。它讲述了这样一来一个故事：都中洪大业娶妻朱氏，＂姿质颇佳，两相爱悦＂，后来洪又纳一小妾，名唤宝带，其＂貌远逊朱＂，而洪大业却非常宠爱宝带，招致朱氏不满，结果夫妻反目，朱氏失宠，恨不能“易妻之名唤作妾”，直到后来，朱氏在邻居狄姓帛商的妻子－－狐精恒娘的授意下施展计谋，易妻为妾，终夺回丈夫，而宝带则一败涂地，反受到洪大业的凌辱，生不如死。章末蒲氏做评：“古佞臣事君，勿令人见，勿令窥书，乃知荣身固宠，皆有心传也。”从写实的角度来看，蒲氏旨在通过洪大业及其妻妾间矛盾人生的几个片段，来讥讽那些奸邪小人为达到“荣身固宠”的目的而不惜玩弄种种伎俩的可笑行径。后人的批评却不至于此，关于小说中主要人物恒娘，文学评论家何满子曾评价她为“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女人以更有效的方法提供给男人玩弄，并努力使自己永远占有被玩弄的地位，即做稳了玩具的地位”。此论精当不过，承认文中含有社会批评的成分。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曾据老百姓普遍命运的变迁把中国古代历朝更替分为两个很具特色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这一说法便是何满子论恒娘的直接理论来源，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１、朱氏失宠的时代意蕴。
恒娘从“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判断得出“丈夫之爱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获，而喜其所难遘也”。未曾拥有时拼命追求，惟恐不得到手，一旦拥有却又毫不吝惜，这是一种十足的暴发户心态，该心理的滋生是因为在男子一统天下的阶级社会，妇女难以取得和男子同样的权利和地位，由于地位的不等和人格的不等，男女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很不现实的。爱情一旦退居二线，那么，包括财色、人情、物欲等因素便左右了人们的观念，加上封建的伦理纲常维护男子的利益，如此，洪大业纳妾之后，朱氏之失宠就有了普遍意义，因而更能体现其时代特征，暗扣了这样一个主题：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代表被奴役阶层的朱氏的失宠标志着她已被“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抛弃，连“玩具”身份都失去了，对她来说，此情甚哀，此哀莫大。作为受害者，她的遭遇让人同情。
２、朱氏夺宠的时代意蕴。
理所当然地，由于失去“玩具”地位，夺宠术便提上议事日程，是为时代之必然，朱氏进入两个时代的过渡阶段。在该阶段，她为争得“玩具”地位而斗争，并得恒娘相助，助理反攻宝带，达到目的。考察其制胜原因，不外乎投丈夫之所好－－色，达到易妻为妾的目的。舍妻之名而求妾之实，当为时代之特征，它至少说明女人得到男子的认可也便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此意义上朱氏作为当时妇女阶层的代表，她的固宠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作为她毕生追求的目标，该目标对宝带也不例外。要想固宠，先须夺宠，也是必然之必然。作为横刀夺爱者，她的行径又令人作呕。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何满子之评说恒娘是有道理的。但若仅仅据此而下一定论，说恒娘为“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则未免失之偏颇，因为这样只是对其思想及行为的两个终极表现作了揭示，并位对其形象本质作出一个较能反映实质的论断。这种论调恰恰暴露出一个问题：文学批评中的大切口浅操作，既所谓能够从宏观理论的广度去把握，却不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撅取更为本质的东西。

二、《聊斋志异》是一部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伟大作品，其中《恒娘》则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现实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力量源于为人们所忽视的两个方面。
１、从恒娘夺宠术角度来审视
文章运用大量篇幅写了恒娘与朱氏的交往，她一出场就表现地不同凡响。洪大业一家搬来之后，她采取主动态度，“先过院谒朱”，朱氏当然高兴，来而不往非礼也，朱氏次日便“答其辞”，不久二人就成了闺室密友。初次交往，朱氏就发现了恒娘的与众不同：年“三十许，姿仅中人，而言辞轻倩”，其夫“亦有小妻，年二十以来，甚娟好”，而狄姓“独钟爱恒娘，副市则虚员而已”，其家庭结构和朱氏没什么两样，但两人的际遇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