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胡适的书，很喜欢胡适对于《诗经》和《楚辞》的观点。
一《诗经》不是一部经典，它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经济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本神圣的经典。有人也许会反驳，《诗经》怎么能不算一部经典呢。我想，也许胡适的观点不只是讨论《诗经》是不是一部经典你的问题，而是如何读《诗经》的问题。就像他说的：人们把《诗经》看的太神圣了，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所以说，胡适是要把《诗经》从神堂上请下来，让它还原本来面目，让我们研究它原滋原味的实体，对错都有自己判断。再想想是不是有一些书，也被我们捧在神堂上，比如说《论语》，，直白的说，《论语》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对于人生、国家以及时间事物的看法。书中不可避免的有些现世世界不能接受的观点，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阅读，还不忘加一句，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但我们已经站在了仰望它的角度去阅读，多少失了些与文学交流的味道。
二《诗经》的解释。胡适认为《诗经》就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是，在汉代，那是大不相同的，《诗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变成一部经典的。《诗经》里描写男女情爱的事体，在那些道学先生的眼里，似乎不太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所以汉朝的齐、鲁、韩三家对于《诗经》都加上了许多附会，讲得非常的神秘。明是一首男女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这些牵强的解释，真是叫人好笑。然而几千年来，我们还是没有走出那些牵强的解释。
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央视使得一句“你幸福吗”火遍了中国，其中的“我不姓福，我姓曾”更是被调侃为最牛的神回复。原本只是听错引发的一个笑话，然而，有一份试卷则以此为题叫学生们写出答复者的深意，并且标准答案为“我不姓福”是“我不幸福”的谐音，所以那位被采访者想表达是我不幸福的意思，表达了对社会的控诉。也许人家真的就是听错了，结果出卷人牵强附会出某些令人好笑的解释，反而像是牛头不对马嘴，叫人笑掉大牙。
看来中国做牵强附会的确是得心应手，不论是什么，都为你准备了好一套最为官方准确的解释。所以，中国的文学在很长时间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就像汉朝对《诗经》的解释，自己编撰出几个忠君爱国的故事，就封为治国的经典。凡是有利于统治的书才能留下，而异己的，像明代李贽的《焚书》只能被禁。只有在少数几个时期，才能真正感觉的文化的激荡，才能感受到文化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导向作用。比如诸子百家和新文化运动。
三《楚辞》的观点大致与《诗经》一致，不过在忠君爱国上的解释，《楚辞》就更甚了，不过屈原的作品，若是脱了爱国的主题反而离了魂。关于《楚辞》的解释，胡适更推崇朱熹的解释，他总结为，由于汉代的解释，使得《楚辞》也是满篇的牵强附会，朱熹的解释则少了很多，更多的从文章本身的情况着手，使得文章的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