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8日，国家队又输球了，0比3输给乌兹别克斯坦队。
这场球看得我异常郁闷，仿佛我看的不是一支国家队，而是一支业余俱乐部足球队。一支业余球队的比赛有什么好看的。
一支业余球队的表现总是这样：当球运顺的时候，怎么踢怎么有，球员个个都是电视明星，什么继海后腰，什么邵氏弯刀，个个都能争到头彩；当球运背的时候，个个都不敢碰球，个个膝关节都开始生锈；业余球队的教练，也总是有超强的屈辱耐受力，在场边故作镇定。那天晚上国家队的表现就是这样。
“国家队”这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职业精神的代名词。球员都是职业的，是靠踢球谋生，靠踢球谋名的；教练是国家的，当然也是职业的，去留是由国家说了算的；球队的训练经费、球员的衣食住行都是有国家保障的，是体制内的。那么谁来代表这个“国家”，只有“中国足协”这个国家单位。“国家队”正是“中国足协”这个国家单位的下属机构。
我不由想起读音相近的“中国作协”，这也是代表“国家”管理一群职业写手的单位。现在，这些职业写手（史称“人民作家”）已经不能靠自己的创作获取市场报酬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为挤进国家公务员队伍而努力奋斗着。
然而职业的队伍未必有职业的精神，职业的精神未必能靠高谈阔论或天天开会轻松获得。
记得不久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发表就职演说，没有理论，没有大道理，他只是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愿望：我爱香港，我要打好呢份工！这就是香港公务员的敬业精神，这就是国家队缺少的职业精神。
再来看看米卢老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一是难以理解，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替补队员做溜猴抢球的热身，动作是懒洋洋的，完全无所谓，看不出他们在随时等待着换上场比赛，看不到一点紧张和兴奋；上场的球员也没有表现出激情和斗志，看不到他们像战士一样去战斗，不兴奋，反应慢。他说他二是难以理解，中场休息时被停赛的队长李玮锋，为什么不去更衣室给大家鼓劲，冲着大家拍手高喊加油；被对方进第一个球后，中圈开球的时候都没有人站出来喊话，全都安静沮丧。
可怜的老人，他把国家队输球的原因归结为球员们不快乐。但是，我们这些拥有亚洲一流技术的球员，同时拥有了很高的收入和众多球迷的爱戴，他们是百万富翁，为什么还不快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也许，从他们内心里，一直就没有把踢足球当成高尚的职业，他们只是不得不从中获得食物和金钱。很难想象，这样的球员怎么能够真正快乐起来，怎么能真正敬业起来。
也许这不能全怪他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体制也应该负一点责任。
全世界都在说，足球起源于中国，但足球起源得并不光彩。宋朝的宫廷，足球是侍臣陪皇帝娱乐的工具；一年多年来的中国民间，足球始终与遛鸟、斗鸡、斗蟋蟀一样，是纨绔子弟的娱乐工具。正因如此，足球运动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学而优则仕和琴棋书画的儒家文化，骨子里是瞧不起足球运动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师和父母就告诉我，踢足球是不务正业，足球运动和其他体育运动一样，被认为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名词。在中国，除了乒乓球等少数项目家长愿意从小培养孩子外，搞体育的学生大多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不得不利用自身特长求得生存的，这与美国蓝球NBA习惯从大学生中选秀完全不同。于是，文化的误解让我们的足球运动从源头就缺乏优秀基因，这就难怪为什么一些球员有的乐衷于泡巴找小姐，有的酗酒嗜赌成性，在离开足球队后，有的还当起了杀手。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很多球员根本就瞧不起自己的职业。
我们的文化，还让我们难以团结起来从事一项集体运动。我们的球类运动就遵从这一规律，就是单打独斗容易取得好成绩，集体项目往往成绩不佳，而且人数越多成绩越糟糕。就象一个中国人比一个日本人强，而三个中国人就不如三个日本人。我们的民族一直有强调集体，忽略个体的习惯，但那个集体不是所有人的集体，只是少数人、个别人的集体，这样下来，处于集体中的大多数就有不用负责任的理由了。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但我的经验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
我国的足球体制，是国家控制，少数人决定的集体体制。从黑哨到假球，这项本该由广大球员、球迷参与和享受的健康运动，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少数人的赚钱机器。为什么我们的球员快乐不起来，为什么十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总是让十三亿中国人失望，有这样的体制就不足为奇了。
离开了这种文化，离开了这个体制，我们的继海后腰、邵氏弯刀在海外才能成为一流高手，他们才能踢到快乐足球。
所以说，中国的足球缺少一点职业的精神，中国人更缺少一点对足球本身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