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孔子享有盛誉，皇帝换了五百多个，个个都尊孔。据《续曲阜县志?圣贤志?历代褒封总记》辑录，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历代帝王为孔子设立封号的先河。其后，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宣父”；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上台后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顺治皇帝当政之初，更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到了近代，又被蒋介石拜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越传越神，一直被尊为“圣人”。
作为政治家的孔夫子之所以受统治者的欢迎，乃在于孔夫子的立场一直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其言论和思想大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九》)就是赤裸裸的愚民宣言，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并且“上智”与“下愚”的等级区分很明显。而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中的“礼法”规则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维护现成统治秩序的工具，对老百姓的“视”“听”“言”“行”进行桎梏，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犯上作乱”，轻者失去活路，重者丢掉性命乃至诛灭九族。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那一套，更是成为拴在人民身上的绳索。对此，鲁迅先生对孔夫子的治术有过精辟的概括：“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是为了治民，为权势者想方设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都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孔子之有这样的愚民思想，与他本身的“入世”“求仕”经历息息相关。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一心只想将自己的满腹经纶“货与帝王家”，不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又有哪一个统治者待见他？这是时势的要求，也是孔子“觅食”的需要，更是孔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深层次需要。只是如此一来，孔子不知将民生的位置放在了哪里？即便孔子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为统治者鼓与呼，由于其“治术”大多是从道德、礼仪、诚信等人伦角度入手，致力于改善“人心”，收效缓慢而又难以靠得住，所以众多的统治者并不认为他的理论和做法有多高明，没有在政治实践中真正推行。终其一生，孔子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的政见聊聊无几；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孔子多次“惶惶如丧家之犬”，弄得狼狈不堪，无家可归。
历代统治者大多喜欢从古圣先贤的理论中断章取义，不断地进行“扬弃”，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寻找根据：凡是我需要的，捧为至宝；我不需要的，弃若敝履。圣人的理论有利于统治者，统治者就倍加推崇，将之捧得很高。而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恨不得将之从坟墓里拉起了挫骨扬灰。例如孔子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的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民本思想，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为老百姓说话的，就被统治者所嫌恶，一直不为当时和历代统治者所待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朱元璋，狠狠地“删孟”。
后世人们之所以如此推重孔子，是因为孔子的政治理论可以作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是统治者捧起来的。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要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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