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关键时期，中国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秦属地）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自从这个时期之后，秦属地就再也没有重新控制过中国。
该时期是一个缓慢的不显著的过程，原周朝分封遗产（“七国”）属性越来越弱，整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南北的政治平衡（夏商以来“中原”作为核心的概念再不存在了）。秦到唐是中国古典时期的完成时期，这个时期以后，中国就完全不同于古代意义上的中国了。
秦时期中国政治分野是由于地理因素，而之后就成为了距离因素（都城长安和北京的对照），后者政治稳定比前者更容易，因此唐朝以后中国战争数量比中国古代要少得多。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体现，首先是人才流动缓滞。秦时期政治中国人才流动是相当活跃的，各国与秦国之间不仅辐辏联通，而且人才输出绵延不断。之后中国人才流动不仅不活跃，而且不显著，是停滞的，这是需要减弱的缘由。
中国东部对思想的需要由于地理因素弱化而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有效的是有长期作用的宣教，而不是随机应变的变通，变通不仅有害于整体，而且对个体也是有害的。
宋朝在中国南方的长期存在是依托于秦时期遗物：一团魂魄一样的中国文化。他们对北方遥远而不可忽略的骑着马的强悍少数民族的抗争，仅仅是这团柔软魂魄逃避伤害和疼痛的本能反应，在一个中国全新时代开启的时候，汉族整体的表现是非常柔弱的——虚弱，也就是“大没样”，是非常容易让他人鄙视的情况。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持续300多年之后，“中国文化”都已经只是没有骨肉的毛皮了，元朝很短暂，但是明朝并没有继承宋朝“中国”的特征，而是反过来像极了那个他们诅咒和仇恨的朝代：元朝。当然，“士大夫”遗风曾经一度回光返照。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朱棣子孙们实践了帝国创始者提出的这10个字要求，这是汉族第一次试图“复国”。虽然清朝建立了起来，但是“反清复明”的呼声始终在天地之间存在和回响着，致使清朝皇帝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战战兢兢地，同时也是谨慎勤奋地维护他们治理中国正统性的名誉，努力做得“像个中国皇帝”。
民国肇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对“反清复明”的间接接应，有趣的是，汉族将近300年不忘此四个字（有意思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反“反元复宋”的提法，似乎是因为宋朝灭亡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猝不及防），之所以民国一切皆不强，而唯独貌似只有文化强盛，也是因为中国宋朝血液的萌发，靠的是汉族文化的遗产：伦理以及儒家思想，以及以弱胜强的传统认知，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冒着和宋朝相同下场的危险，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喘息确是少数最勇敢，最真实的，最正确的时期，这是一种让人同情的真正可怜人才能有的力量（你要让大清朝用弱者姿态取得之后历次国难的胜利，清朝早就投降了）。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以浙江为重心的，民国也是，其实从古到今，许多浙江人身上一直都带着宋朝气息和禀赋，虽然宋朝以孱弱而亡国，虽然宋朝人以不服而亡国，但是一直到当代，我觉得浙江人身上一直带着宋朝遗传的气息，是一种唯“我”仅有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