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段话，以往人们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帮助他人是善举，自己也乐在其中。如今助人之事虽说层出不穷，但由此引发出来的纠葛不时见诸报端。我看过一篇短文，说的是有一位美国人，他在浙江某大学读新闻传播学。有一天，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有一位老大妈，夜里被人偷了钱包，只得步行回家。半路上，遇见一位好心的司机让她搭车送她一程。不料想车子驶出不久和一辆货车相撞，司机没事，而坐在后面的大妈受了重伤，需要截肢。大妈的家属将司机告上法庭，向他索赔40万元。
这位美国人说，一条新闻与一个社会公德比起来，到底哪个重要呢？也就是说，这则新闻把帮助陌生人（实际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的社会道德推向了危险的境地。特别是报纸用了“司机搭载他人要慎重”这样的句子，更让人难以理解。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提醒完全不符合人的良知，让人觉得帮助他人是可怕的。
在国内，这样的提醒也许是必要的，因为救人引来麻烦的事屡见不鲜。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乔安山，路遇一老人被小汽车撞伤，肇事司机逃逸。乔安山把老人送往医院抢救，而老人的家属硬说乔安山是肇事司机，他满口是嘴也说不清，直到老人苏醒才弄清真相。再如，农村有一位老人自费为村民修了一座桥，因考虑不周没有安装护栏。村里有一青年骑摩托车过桥掉到桥下车毁人伤。青年将村委会及老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老人负有连带责任，赔偿损失2千元。还有不少见义勇为者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伤残后得不到医治而苦不堪言。可是，当有人遭遇车祸需要他人救助时，一辆辆汽车从他身旁急驰而过不敢救助，怕的是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文章说，在美国，有一位华人，有一天他外出锻炼摔了一跤，伤了腿，只得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辆汽车停下来，司机探出头来问：“先生，您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助？”他指指前面不远的家，说：“谢谢，我没问题。”司机开车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一辆汽车停下来，司机问：“先生，需不需要帮助？”他摇摇头。那辆汽车缓缓地开走了，司机还回头看看。没过多久，又有一辆汽车停下来，司机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说他车上有药箱。他仍然说不用。
当这位华人快走到家时，救护车赶到了。医生说：“是一位司机帮你打的电话。”这时，这位华人终于明白了：越是在讲效率、讲金钱、讲竞争的社会里，大家越期盼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帮助是美好的；如果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时他得不到帮助，发生在你身上时同样得不到帮助。在国内，他觉得帮助别人很骄傲；在美国，他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上个世纪我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现在不大有人提了，而我们的新闻报道，包括央视的《今日说法》，时不时报导一些“合情不合法”的事例，意在提醒人们在帮助别人时，千万不要触犯法律。它的副作用是使人视助人为畏途，有善心还要懂法。试想，如果有人需要救助时，自己顾虑重重，思前想后，又怎能救人呢？可是，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过错又有谁能为助人者说句公道话呢？帮助人是美好的，但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