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作为“虚构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美好的境界，寄托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老师用书》）演绎了好多年。其实当你真正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读出的却是另一番滋味，无论怎么也读不到那鲜烂热烈的桃红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块清闲自在的理想乐土，而是一部英雄的失败史，是一个壮士暮年对逝水年华的无奈的“叹惋.
从作品开头的“晋太元年”中的“太原”前面加“晋”，可以看出本文写于晋亡之后，是作者晚年的作品。饱经世乱的老人此时已无力设想一个什么“对立”与“对抗”，更没有心境去追求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麾，他是在现实的痛苦中追忆过去的梦，独自在咀嚼着人生最大的不幸。
文章一开始展示的就是一个丧亡的年代，走来的的是一个忙于生计的渔人，这是一个“小人物”的生命现象，是在“忘路”之中“忽”逢的桃花林，给人是一个是真还幻的飘渺的梦幻世界。其间芳草虽然鲜美，繁英却在坠落，道是一派欣荣，恰是一抹萧瑟。捕鱼人是经过一番探源之后，才得以见到“仿佛若有光”的一小山口，且初路“极狭”，暗示从源外到源内并非通畅，勇气不足，并非敢入。进源之后，那良田美池，那淳朴的时风，那浓浓的乡情，足以让作者一时间心胸“豁然开朗”，尘念皆绝，但“此中”虽好，也只能“停数日”后辞去。
欢愉是短暂的，暗示渔人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出“源”后，作者写道：曾将此遇“谓太守”，可等到人们再去“寻向所志”时，结果是“遂迷，不得复路，”这个毫无结果的结果又暗示人们：这样的奇境是已找不到了，最后，作者用冷峻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残忍的一笔，写刘子骥的“归往”和“病终”目的是向人们昭示：要达到“桃花源”这样的境界，不知要多少“高尚士”付出生命代价，而这些高尚士“病终”之后，就没有人再去“问津”了，这个桃源梦也就永远地失落了。作者在作品中展示的是自己全部的生命轨迹，实实在在地记下了自己一生“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彻底失望——不再希望”的人生经历和心路里程。
作者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时代，家庭的败落使他从小就失去了他本该有的，魏晋门阀士族经常过的那种富贵安乐（也充满忧患）的生活，使得他“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行西走”（《与子俨等疏》），在奔走之中，体验到了人生艰难的世态炎凉。因此，少壮就有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这样的“大济于苍生”的宏伟理想。二十九岁，他开始出仕，但腐败的政治和严格的门阀制度使他很快陷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能获骋”（《杂诗》）的苦闷之中。他也曾试过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每每辞官“闲居”后，不得不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不储粮，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序》）这样的困窘而再“见于小邑”（同上），又因不会“矫然而祈誉，”致使他“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同》）就只好“潜玉”于当年。
潜隐之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隐逸生活，的确一度让他有过“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之消忧”（《归去来兮辞》）的解脱和惬意。但仅三年，接踵而来的却是“炎火屡焚如，螟蜮瓷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龙主簿邓治中》）等天灾人祸带来的穷愁潦倒……
千百年来，功成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崇高境界，治国安邦，是中国文人自觉的生存意识和价值归往，就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潇洒李白，在皇帝召他进京时，也发出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吾辈岂是蓬蒿人”的“仰天大笑”，只是在被逐出长安之后，才作“明日散发弄扁舟”的打算，只可惜，“扁舟”未弄，却有了抽刀难断、举杯难消之愁了。这种怀才的自怜自恃与不遇的自怨自戕，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巨大矛盾与焦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貌似超然，而内怀深忧的群体风格。
作为心地高远，“洁气清高”的陶渊明也是曾经热切的希望过治国、齐家、修身——事业、生活、操行的尽善尽美，可这一切始终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经过了在“尘嚣”之中与“尘嚣”之外的久久徘徊之后，作者以一个理智的人，极其清醒地审视了当时的现实，作出了明智而痛苦的抉择：冲破樊篱，复返自然。壮志未酬，作者感受到了极度的失望，治国、齐家的梦又失落了。
再看“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的逸雅，“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以易安”的孤傲到底能维持多久？摇摇轻舟把作者载入“桃源”，很快又把作者载出“桃源”。一段时间的新鲜超然之后，穷困、琐碎、平庸又岂是陶渊明所甘愿忍受的，酒醒之处“南山”何处可及？命运如此多舛，作者固能“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但连“一箪食，一瓢饮”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又岂能“不改其乐”？因此,他对“桃源”也开始怀疑了，在《桃花源诗》中发出“尘嚣焉测”的诘问。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辞官归田，不过是从一种役心的痛苦与忧愤走进另一种役形的辛酸与悲惨之中，他经历的这个“桃源”神界只能“一朝敞”，很快就会“还幽蔽”了，也不过是一个一现既逝的田园之梦。
“桃花源”作为最后一个产那么美好的梦幻也如同他的其它梦幻一样无情地失落了，他没有三闾大夫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执着，一次次的伤痛使他不再希望，于是，作为作者人生悲剧外化物的“桃花源”也就不复得见了，因此也失去了他用全部生命的热情景仰和追求过的心灵的支柱与寄托，最后只得无奈地表示“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而作品中的“桃花源”的向往者刘了骥也自然要病终了，同时也向人们暗示自己将不久于这个世界。这是老人对尘世的一个否定，也是对自己的一生的一个痛心的否定，是一次披肝沥胆、剖腹掏心的灵魂道白，如果用什么语言来评说老人的这颗心，我认为任何“淳真、朴素”之辞都显得苍白；这是一颗捧在我们面前的活鲜跳动的心，容不得世人用那些矫词俗语给它附会出各种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