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是一个美好的词儿。
打从穿开裆裤始，父亲就教育我们要多做事，少说话。上小学后，校长带着我们读“老三篇”之《为人民服务》，班主任教导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音乐老师领着我们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师长的耳提面命，让傻帽的我养成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品质；社会的耳濡目染，让我变成了像老舍笔下的王利发一样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的顺民良民——好好读书，将来谋个饭碗，娶个老婆，再好好过普通人该过的日子。
这些，我都听进去了。
于是，七十年代末考学那年，我考取了，谋到了现在这个聊以糊口的职业；八十年代初毕业分配那年，热血沸腾的我响应号召，志愿到老区中的老区去执教，可我的同班同学却通过各种关系各个渠道留在了城里；九十年代初评聘职称，领导上门做工作让我发扬点风格，讲点奉献，把中级职称指标让给一个更迫切需要的已过不惑的同事，我也答应了。九四年一位下面调进的搞个屁大主任的同行找到我家扯淡闲咵了老半天，原来他想接替我搞教研组长，我感到很好玩很好笑后，还是答应满口他；九八年晋升高级教师后，每年每次评模考核，自知这些虚荣于我而言已无多大意义，而更多苦逼的同行可能更需要，我就干脆主动力辞了。
一个穷教师，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十多年没涨工资，财政下发的饷银还不到两千块，我清高得起来吗我？不了解的人会说，你们老师假多啊，你们老师假日可以补课捞外快啊。家有子女读高中的家长都知道，农村高中学生老师都没有双休日，从没在外开班过补课。每个月课多的老师，学校可另发千把块课时补贴，课少的几百元。
就这样，我们在“讲奉献”的声浪中慢慢长大，又在“讲奉献”的聒噪中渐渐老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韦唯一首《爱的奉献》，让无数国人高歌传唱，让无数青年深深感染。是的，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人人都乐于奉献，那么，社会将多了许多温馨和谐，少了许多大腐大贪。现实没有如果，所以每当大会小会，领导坐在台上日哄日哄地教导草民要“讲团结，讲正气，讲奉献”的时候，我觉得是对“奉献”这个美好词儿的一种恶毒的亵渎，总是从心理产生一种深切的鄙夷和嘲笑。
你丫的，刚说完“讲团结”，散会后就打电话给某些人为评职称通风报信；刚说完“讲正气”，就溜进宾馆包间，酒酣耳热之后就对爪牙封官许愿；刚道完“讲奉献”，刚教导老师们“校衰我耻，校兴我荣”，要老师们以校为家，拍屁股就为秋季换届自己的升迁屁颠屁颠地到处托关系，找门路。
还有，作为一所农村普高，老师们待遇差是不争的事实，屁民早有这个心理准备也能理解接受，压根儿没想到要跟重点高中去比，谁叫你是小娘养的呢？可我们的领导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厌其烦地高调宣扬：我们的待遇比一中还要好！惹得老师们哄堂大笑。这使我想起了宝岛那边李熬先生一句很刻薄露骨的名言：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
其实，领导“尾巴没翘，要拉么屎”，穷老师们心里明镜儿似的，谁都不是傻帽儿。要老师们讲团结，自己“一拍二诈三丟手”，乐得逍遥自在；要老师们讲正气，自己这费那费，只要有机会就捞点散碎银子花花；要老师们讲奉献，自己见好处就上，而且冠冕堂皇。讲奉献吧老师们，一只空奶子让你永远叼着。老师们得到的最可靠的回报就是，至至高无上的精神奖励——一本腥红的荣誉证书。
所以，从前领导不讲“讲奉献”时，尽管经济待遇差，办公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老师们还在那里无怨无艾地默默奉献着，当领导把“讲奉献”作为约束他人的口头禅隔三差五挂在嘴上时，老师们感到被嘲弄了，愤怒了，不愿意奉献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小气候小环境，草民们都学乖了，也不再愿牛一样埋头奉献了。因为在这个怨声载道的囚笼，干多干少无区别，做好做坏一个样。所以，年青的老师们，在这里，要想出人头地，别指望走教书一路，要想奔出个名堂，多跟领导套近乎。
作为身体力行，有作有为的领导，要老师们讲奉献原本一点没错。老师们干的原本是讲奉献的活儿，更是一份良心差事。稍有职业道德者，不说亦明，稍点即通。可恶的是，总有那么些人模人样的伪领导，抓住老师们“不愿跟领导一般计较”的心理，打着要草民讲奉献的旗号，而自己肆意妄为，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一手遮天，上糊弄更大的领导，下愚弄万事求安的百姓，其结果必然是民心丧尽。学校“一团和气”的表面，蕴藏的是老师们地底岩浆般的积怨和青年教师看不到前途出路的迷惘绝望！
领导要我讲奉献，借用大眼睛的一句话就是，正面看是领导很坚强，倒过来看是领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