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位身材瘦削高挑的老人，高高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是岁月的刻痕，稀疏的头发下，斑白的双鬓是沧桑的见证。和善的微笑总是荡漾在慈祥的脸上，一副酒瓶底似的眼镜后面，老是眯缝着的眼睛却显得炯炯有神，宛如智慧的深潭。
这位老人就是闻名中外的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院士。
迎着我细细打量着的目光，老院士微微一笑：“能猜出我这眼镜的度数吗？1600度，应该接近极品了吧。所以，我应该算是个戴着高倍放大镜看世界的人。”
听了此话，我不禁心头一震，猛然想起一位记者描写杨叔子院士的一句话：“瞻高望远，他用的是心灵的眼睛。”

贡献卓越
老人家声名显赫，头衔成堆，荣誉等身：中共十五大与十六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博士后流动站评议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科协副主席，湖北省高级专家协会会长。
他曾担任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约30所高校兼职教授、名誉教授。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等。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立足于机械工程，致力于机械工程与有关新兴学科的交叉，着重在机械工程中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拓宽了机械工程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精密机械加工与机械加工自动化方面，发展了切削振动理论与误差补偿技术，研制出切削监控系统，解决了生产中重大关键问题；在机械设备诊断理论与实践方面，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发展了诊断模型与策略，研制出不解体的发动机诊断系统；发展了钢丝绳无损检测理论与技术，解决了国际上断丝定量检测难题。在时序分析的应用基础与工程应用上，结合系统理论与数据处理技术，发展了某些理论与方法，对时序分析的工程应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杨叔子院士刚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宣布一条规矩：“人文是为人之本，一个人成就伟大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底蕴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要求我的研究生背《老子》，背《论语》前几篇，不然就不能通过答辩。”从而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人文风暴。他的一些论述成了影响几代人的警句：“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艺术，国学在人文学科中占主要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基因而是人文。人文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就会衰弱，一打就垮，要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与鞭打。”
对这样一位让人们无比敬重的老科学家，我该怎么称呼他呢，想了想，我说：“你的官衔我都不叫，就喊你杨老师好吗？老人连连点头：“好哇，好哇，最好的称呼就是老师。我认为老师最开心的一件事，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孔子不是说过吗？得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乐事也。”
一笑过后，他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别看我今天在研究理工科方面取得了点成绩，可我小的时候却连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呢。”
他的笑容如孩童般的清纯，天真，点滴神情都透射着亲切和虔诚。说到小时候，我倒真的想知道这位闻名中外的老科学家小时候的故事呢。在我的恳求下，老人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带着我追寻他人生的屐痕。

名门之后
1933年9月，杨叔子出生在江西省湖口县。离他家不远的双钟镇，就是号称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石钟山，山上怪石林立，江边石洞众多，玲珑剔透的天然美景，集亭台楼阁塔榭坊廊等多种古典建筑为一体，是典型的江南园林。
石钟山历史悠久，其名得来，据北魏郦道元说，是因为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其声若钟。唐李勃则在深坛上发现两块巨石相击发声，清脆而高亢，故名石钟。后来宋苏轼亲自乘舟考察，发现绝壁上大多是洞穴和石缝，风浪冲击洞穴而发出钟鸣般的响声。苏轼在此写下的千古名篇《石钟山记》，更让石钟山名杨中外。
石钟山也是幼年的杨叔子经常留连的地方，看那浑浊的江水滚滚东流，浩瀚清澈的鄱阳湖水北注长江，清浊分明，合流近五十里而不混。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先辈们巧夺天工的技艺，让他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中华传统文化赞叹不已。
杨家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父亲杨赓笙和义父李烈均时称江西“一文一武”。杨赓笙早年摒弃科举功名，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并倾尽家产，支持辛亥革命与讨袁革命，是江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1913年，杨赓笙在李烈军发动的“二次革命”湖口讨袁中担任秘书长，《讨袁檄文》就出自他手。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他又将从南洋筹募的经费经缅甸送至云南。他还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长期同孙中山共患难。流亡海外时，在马来西亚创办《光华报》宣传革命，是个地地道道的爱国主义者。李烈均则是赣军督军，曾任七省讨袁总司令，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后被孙中山任命为总参谋长。抗战爆发时，躺在病榻上的李烈军把五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被传为美谈。幼年的杨叔子就是在这样的楷模影响下，踏上人生之路。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的魔影逼近湖口，刚刚五岁的杨叔子同家人一道逃难。在开始逃乱前，杨賡苼把一家老小二十余人聚在一起，他刺破手指，把血滴在地上，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决不做日本鬼子的顺民。万一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就全家自杀，投河自尽！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