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如今这些老理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却发生了动摇，于是出现了讨债难的问题。有时候债户比债主厉害，你去讨债，惹恼了债户，他会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当真“出了人命官司”你也不用怕，由于“人性化”起作用，能不偿命就不偿命，能轻判就轻判．如若不信，有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案例为证．
王谋在北京某公司当保安，春节前他兴冲冲地回到老家对爹妈说：“春节我要回家结婚，媳妇都怀上孩子了。”二老听了非常高兴，他们赶紧腾房子、打家具，添置被褥，购买家电，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只等儿子来家完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王谋在京被李能杀害。噩耗传来全家震惊，痛不欲生，王大妈一纸状子将李能告上法庭。
王谋和李能在同一个公司当保安，王谋欠李能300元钱，拖欠不还。一日，李能约王谋出来，李能要钱，王谋不还，二人发生争执，于是李能向王谋连刺数刀。李能虽拨120急救，王谋终因流血过多死亡。这是一起典型的故意杀人案，事实清楚，被告也供认不讳。可是在法庭上，原告王大妈语出惊人：“我要求法官对犯人李能从轻处罚”！原来王大妈见李能出庭时，戴着脚镣手铐垂头丧气的样子实在可怜，便动了恻隐之心。她想：“我已失去儿子了”，于是断然作出上述决定。她把自己的想法向法官陈述后，不少人目瞪口呆，法院休庭。
王谋的父亲认为老伴的决定对儿子不公，“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王大妈苦口婆心地给老伴讲道理，终于说服了老伴。再次开庭时，根据受害人家属的要求和李能的认罪态度，法院从轻判处李能有期徒刑12年，刑事赔偿22。4万元。宣判后，李能双膝跪下感谢王大妈的不杀之恩，李能的母亲泪流满面，当众给王大妈磕头。
王大妈失去儿子，想保留未出世的孙子，无奈未过门的媳妇不同意，她将胎儿打掉。一时间王大妈失去3口人，为操心办儿子的婚事还欠下一屁股债。王大妈的大度和慈母心肠虽有人不理解却也赢得不少的人赞扬。
王大妈“以德报怨”的精神令人感动，但是法律终归是法律，不能以“人性化”或“情感”代之。法官判案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掺有个人情绪。有人说“法官办案应处于中间立场，不能有感情色彩”，否则就会出观判案不公：法官在感情上痛恨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重判；若对犯罪嫌疑人深表同情，很有可能会轻判。据报载《一个女扒手何以引来众多同情？》，就因女扒手扒窃实出无奈引起女法官的同情，她说：“作为女人、作为母亲我于心不忍”，于是，她千方百计地说服检察部门、寻找监外帮教人员以求“轻判、缓刑”。这位女法官作为母亲也许是“伟大”的，但作为法官行为似有不妥，试想法官如此判案，法律的严肃性何在？
再说，“故意杀人”只要受害人家属要求从轻发落，使死罪“轻判”合法化，有人就会采取各种方法，“说服”受害人家属撤诉或要求从轻处罚，这样一来法律的严肃性何在？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非主张凡杀人者一律偿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案情不同，应区别对待，但宽严总得有度。
写到这里，我想起宋朝的包拯。他铁面无私，不畏强暴，不管是高官富豪，还是皇亲国戚，对杀人者决不轻饶，被誉为包青天。现代平剧《杨三姐告状》中的杨三姐，百折不饶地为姐伸冤，不把杀人犯绳之以法决不罢休，至今传为佳话。在延安，一个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功臣谈恋爱被拒绝，一怒之下将女友枪杀，众多官兵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不允，最终将他处以极刑。解放后在一个时期内，“杀人偿命”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后来判处死刑需经全国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对杀人犯决不轻饶。
现在有些小偷，手持尖刀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窃，如遇反抗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视杀人为儿戏；一些亡命之徒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更是胆大包天，动辄杀人；据报载交警杀上司、贪官不顾百姓死活致使恶性死人事件频发，这一切是否与“死罪轻判”有关，笔者不得而知。
故意杀人者实在可恨，如果对故意杀人者从轻处理，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助长恶势力的气焰，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难以得到保障。
上述案例中的王大妈，作为一个母亲心慈手软，不忍心使另一位母亲失去儿子，她的心情可以理解，而李能为了区区300元钱，竟狠心使一位慈母失去即将结婚的儿子，心肠实在残忍，但愿他从轻判处后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且莫辜负王大妈的慈母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