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是政治家的“葵花宝典”，只有求功名、奔仕途的人，才需要读《论语》。普通老百姓似乎用不着、也不应该学论语，因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而，于丹教授想普及论语，让人民群众都能活学活用，成为生活指南。于丹引用“半杯水”的例子，说明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其实就在于一念之差，而通过学习夫子之道（忠恕），可以转变人们对世界、对生活的态度，把许多悲观主义者改造成乐观主义者。于是，生活就充满了阳光和鲜花。于丹的用心良苦，然而，于丹的主张却未必可行。
去意无边翻过《论语》，感觉把《论语》当作心理咨询的教材来解读，未免有些牵强，孔夫子倒是应该听听于丹教授讲的课。因为孔子虽然是圣人，但心态似乎和凡人差不多。急吼吼想当官，东奔西跑，惶惶若丧家之犬。甚至有乱臣贼子招唤，也每每心动——“子欲往”。子路劝阻，孔子还冲他发牢骚——“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心态不好，甚至要“乘桴浮于海”，说到底是因为他的处境不好——“吾道不行”。人说境由心生，但我觉得还是心随境移比较符合唯物论。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或“贫贱夫妻百事哀”，都是经验之谈。由此看来，倘若“道”仍然“不行”，孔夫子即便听了于丹的课，他老人家的脾气和心情也不见得会好起来。
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总是对现实不满。他们悲观的根源在血液和骨头里，靠做思想工作并不能解决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抑郁症患者大多智商较高，让他们理解“忠恕”大概并不难。然而，如果说光听于丹讲《论语》，就治好了崔永元的抑郁症，，我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于丹的课讲得的确好，但要把悲观主义者改造成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碰鼻子转弯，我们突然发现，悲观主义的心态其实用不着改造。
中国似乎从来都不缺所谓乐观主义者，因为中国人大多有着和阿Ｑ相同的遗传基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和保存幻想。上了断头台，还希望有快马奔来，一路高喊“刀下留人！”直等到人头落地，才感叹“好快刀”。正因为“乐观”的中国人太多，鲁迅先生才感到悲观甚至绝望。在许多情况下，所谓乐观主义除了制造良好的感觉以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好处。我们这辈人大概都还记得十年动乱期间，几乎全体中国人都乐观地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结果国民经济（也许是整个国家）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乐观主义者像喜鹊，讨人欢喜；而悲观主义者好比乌鸦，讨人嫌。西方有个绿色和平组织，总是危言耸听，仿佛世界末日马上要来，还不断给有关国家的“发展”制造麻烦。然而，一百年来，地球持续“发热”、南极冰雪消融、物种加剧灭绝、生态严重失衡，严峻的现实证明：绿色和平组织那些人并非是杞人忧天。世界似乎离不开悲观主义者，他们和乐观主义者各有分工。比如，在官场上，“乐观主义者”擅长开表彰大会、作总结报告、搞政绩工程；而悲观主义者则需要说实话、半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包括为“乐观主义者”的“政绩”擦屁股。
去意无边以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比例还是以原生态为好。有人载花，也有人种刺，才是和谐社会。上海有位女医生，叫陈晓兰，十年来顶着重重困难，甚至冒生命危险，坚持揭发和阻止那些对患者有害的所谓医疗设备。为此，她冒犯了自己所在的医院乃至整个医疗行业。她的行为在某些人眼里大概很不“忠恕”，于是就被剥夺了穿白大褂的资格。可是，陈晓兰却感动了中国。
于丹在《百家讲坛》开心理诊所，把《论语》当招牌，好比从前的太医把龙须——皇帝的胡子当药引子，只是增强了药的安慰作用，实际效果却未必灵验。也多亏于丹加《论语》并不能包医百病，否则让于丹把所有人的情商都提得很高，所有人的心态都变得很入世又入时，反而建不成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