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小说我基本是不读的，但是这几年频繁的在耳边响起《活着》这个名字，特别的，有一回我的一个朋友在我的另一个朋友的父亲身患重病期间从很遥远的地方速递了这本书给他，当时我想这本书一定有着什么重要的意义。一直到前不久，去书店一无所获，于是买下了余华的《活着》，决定自己去揭开它的“秘密”。

余华那一批搞文学创作的被文学界誉为先锋派，就是期望从外国优秀的小说中汲取营养，耕耘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新气象。这一时期是中国建国后文化领域内发生第一次小高潮，产量颇高，但是质量，拿国际标准来衡量，还是个晚辈，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个事实我很理解，大概可以说，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与欧洲所走的文化线路不同，小说在欧洲的文化史上一向占据着很显要的位置，而在中国，散文比小说博得更多的重视，所以各自的优势显而易见，要想为“小说”另辟一径不是几十年、百十人的努力就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的。虽然从私人情感上，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包容，但是如果从中国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我们不应该溺爱，而是在它行进的每一步时，我们都冷静地观注它，并理性的、及时的提出批评。

《活着》在某些地方，尤其前面的部分语言上不够自然。这种现象在我读残雪的小说时也明显的察觉到，并且我在想，这种现象还不是极个别，因为后来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情不自禁地效仿起这种风格，中国人有一种怪癖——盲目的跟风，不辨明它是否有道理，是否适应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大概只要随同他们一块儿种下去就对了，也不管它将来会长出什么，或者连种子都腐烂在优质的土壤里。我觉得当今的中国文学创作者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独立精神和自觉的自我批评意识。他们太容易满足，并且过分的被重重的社会氛围溺爱。

再回过头来看《活着》的语言，我知道余华这一帮文学创作者很迷恋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加缪、萨特、乔伊斯等等，但是我看他们在语言上却很清晰、流畅，并不像余华、残雪的表达那么的突兀，仿佛是故意的造声势。我以为，卡夫卡、马尔克斯的特别主要在于他们借助了一些不寻常的情景、片断，引导我们更深的理解、思考这个世界长期存在的、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下的种种危险，卡夫卡们的贡献不在于他们创造了新的小说模范，而在于他们思维的深度，并且有可能推动读者们作有深度的思考，卡夫卡们启发着他周围的人拓展自己看世界的视野，以便于我们更准确的捕捉到这个世界的细微、隐藏的变化，然后寻找到比较适合的解决问题的方子——我以为，文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人道主义，而不是某些人以为的作秀。譬如说，也许有部分人同卡夫卡一样，发现许多的问题、矛盾仅仅凭我们眼前的无数个现实为依据也难找到病因，也许我们的眼睛只够看到各个现象的发生，而支配这些现象发生变化的动力却隐藏在我们的视力永远察觉不到的地方，我的意思，真相很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才可能真正的上路。

所以，《活着》从语言上来讲，太侧重于求新，甚至有一些不服水土，而从内涵上来看，其深度与前人比仍不见有超越，仿佛许多人说的，中国的文学体系一直以来就是围绕着孔子打口水战，再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往日谈怎样的问题，今日继续谈，譬如，张爱玲的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与《红楼梦》一个模子里诞生的，而《活着》与许多个民间故事也很可能是从一个娘胎里孕育出来的，这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而且他们的思维总是在同一个深度便恰好的停滞下来。所以，尽管我也承认张爱玲很有才华，可惜她没有将自己的智慧继续延伸。

余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及他的《活着》，大意是，有位读者告诉他，他读了《活着》很伤感，余华回答，他并不觉得，这仅是一种生存的状态而已。而正如这本书的自述上所说的，它只想告诉人们：中国的老百姓是怎样谦卑而忍耐地活着，这大概就是东西方对生活的态度的差别，一个尽可能的适应，一个尽可能的去创造。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心底里对大的观念上的思维变化甚微，在我看来，这种随遇而安的心理正是影响一个民族发生质变的最大阻碍，也是导致社会内部分歧、混乱的重要隐患。

余华的《活着》总使我想起日本的小说，他们不单单在讲故事，更重要的责任在于展示各民族的美，极度忍耐的美，极度柔弱的美，极度孤独的美等等一切贫弱者身上的特征，但是，有时候我很怀疑某些文学作品的品格，我想福贵的一次次失去至亲之后，内心里的大的悲痛也许会淡泊许多——因为麻木，但我绝不相信他的心里会感到这样的生活是“美的”，把个人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巨大悲痛上是很不道德的。我对日本文学没有好感，它过于感性，尤其狭隘了文学的意义是我最无法容忍的。

《活着》与日本许多的小说另一个共同点在于格外的强调个人，以及个人与大自然融洽的关系。我总觉得，人，首先是社会的，然后是大自然的……

2007年8月19日晚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