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09年暑假和孙哲老兄在北京游览胜迹评议世事，我问他将来要做什么，他说想做个老师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那时我还很冲动幼稚，充满澄清天下的锐气和坚持，对他劝我将来也从事教书著述甚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可以亲身去改变些什么，认为能迅速把自己的设想计划付诸实施，立即达到济世利民的目的才是当务之急，而文字述作都是琐屑飘渺之事，不能收功于当世，不能变革之毫厘。而今经过目见耳闻读书思考，终于发觉当年欲以一人之力只手补天力挽狂澜是何等的蒙昧可笑，我也早放弃了要做改良派的幻想。盖中国今日之事，非经天翻地覆惊天动地之颠覆革命，是永远不可能有丝毫改变的。而我，大概也如秋白先生一样，充其量是个有些书生意气的“半吊子文人”而已，所可幸者，尚未去趟政治这洼浑水。我也从来都是与政治绝缘的，本科读了四年政治学专业，也不过事非得已滥竽充数；写了一些时评文字，也是骨鲠在喉不得不发，最多表明一己之是非善恶，与政治毫无干系；更有甚者，至今非但党员团员统统不是，连少先队员也没有加入过，而且还一直为自己清白的政治之身自豪，毫不艳羡五道杠之流官场新贵之类。　
政治本来就不是我所喜所好，尤其是在这兵慌马乱的末世，书生的冲动文人的幻想只会让我搭进去赔了自己，那时又于世何补于人何益？只不过为人增添了一个谈资笑柄罢了。明知世事已不可为，也只能独善其身保全性命侍亲养老而已。但我还是期望着中国能够有人晏河清的那一日，我愿意做一个读书讲学为古代文化奔走呼号的行者，虽然未必要人人读线装书背四书五经，但基本的礼义廉耻，则是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可以抛弃的。道德、是非、善恶，无论何时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否则与禽兽畜生何异？然而不幸生在今日之中国，前三十年人人都是政治怪兽，后三十年人人都是经济动物，一个道德侏儒的民族就算你富得流油也不会成为大国强国的，何况你哪里是展示给别人的那样富呢，只不过一万人拿着一亿人的钱充暴发户而已。我想，假如有一日，我们也可以大声告诉国人，我们民族自来都不是这样的，我们曾经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是世界上最讲道义知廉耻的民族，我们曾经有最灿烂辉煌的文化最富裕文明的人民，这几十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一个噩梦一个劫难，中国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正道上来。而我们，我们这全部的几代人，终究是会被后人当做逆流怪物批判清算的，中国已完全不是中国，甚至已经沦为了世界上最卑劣最无耻的民族，我们这几代人都逃脱不掉责任的。但好在有后人的清算有历史的审判，就算他们的唯物主义把上帝地狱报应全给清除出去了，总还有一个历史，总还有后世的审判清算让他们不能毫无顾忌全无廉耻。
人说乱世读《庄子》，信然也。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庄子：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然而我很是腹诽，庄子老子夫子孟子他们的可敬，并不在于他们给无路可走的人指明了道路，他们最可感佩的是明明有路可走，他们偏偏放弃折回，因为那是世俗的路，不是他们的“道”。他们本也可以出将入相同流合污富贵荣华，事实也有无数人这样做了，所以他们才不是老庄孔孟。君子“道”固有穷时，小人却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甘心无路可走。才智不过是末节细流，道德、人格、修养才是一个人让后人敬仰尊重的原因。
母亲节，想给妈妈写一些文字，却心乱得下不了笔，只是反复地读着《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宦官独揽朝政迫害忠良，被下在了监狱里要处斩，母亲带着他的儿子来看他，他对母亲说，“弟弟孝顺，足以供养您，我将要到九泉之下追随父亲（亦是耿直清白之士）了，从今后生者死者就各异其路了。只是害怕母亲您不忍骨肉之情，为我伤心悲戚。”范母说，“你现在能以清白之行和李杜（指李膺、杜密，都是因反对宦官而被害死的著名士人）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有了好名声，还想要长寿，这两者哪里可以兼有呢？”范滂跪着接受了母亲的指教，又再拜和母亲告辞，范母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我想让你作恶吧，恶就是万万不可做的；想让你为善吧，我一生没有为恶，（却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旁边的人听了他们母子的对话，没有不流泪哭泣的。范滂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三岁。
将近千年以后，苏轼的母亲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程母不禁为范滂母子的遭遇感慨叹息，这时年幼的苏轼对母亲说，“假若我将来长大后要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允许吗？”程母对小苏轼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个范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