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人性苏醒

黑暗中的人性苏醒

相嵌杂文2026-08-23 12:57:46
(一)故事开始于1984年,东西德之间壁垒分明,东德柏林的百姓被一百万国家秘密警察控制着,国家安全局时时刻刻的监视着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维斯勒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局中的一名情报窃听人员。电影一开始就是警察逼
(一)
故事开始于1984年,东西德之间壁垒分明,东德柏林的百姓被一百万国家秘密警察控制着,国家安全局时时刻刻的监视着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维斯勒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局中的一名情报窃听人员。
电影一开始就是警察逼供的场面,40小时持续询问同样几个问题,不准吃饭、睡觉,被询问的嫌疑人已经开始歇斯底里地痛哭。维斯勒在课堂上回放自己的审讯录音,当有学生质问这种非人性的折磨的时,他说:“判读有罪或者无罪的最佳方法,就是重复不间断的询问”
维斯勒有着深邃的眼窝,以及永远也面无表情的脸。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动作机械,穿着一身呆板的夹克装或制服。此时的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工作的人,让有罪的人认罪是他的工作,他并没有觉察到丝毫的不妥。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逼供酷刑,赵高为除去李斯这个眼中钉,诬陷他造反,酷刑拷打,一千余次,李斯认为自己建国有功,清白无辜,希望能够洗刷清白昭雪天下,所以迟迟不肯自杀。然而终究是抗不过佞臣的权术,自诬谋反。被处以五刑,屠杀三族。
我总是不自觉的将那时的东德同中国联系起来,我不知道,这样非人道的形势逼供在中国是否不为人知的存在着,又有着怎样的规模。酷刑拷打可谓是刑讯史上一种最普遍的手段,就是在如今新世纪的国度中,在对犯人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时候,谁还会考虑所谓的人权呢?又有着多少人打着国家的口号、主义的旗帜,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在黑暗中默默进行?
(二)
文化局的古比兹邀维斯勒去看剧作家德莱曼的演出,古比兹介绍说,他是最忠心耿耿的艺术家,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我这个文化局长就没出路了。当维斯勒提出想要亲自监视这个清白的剧作家时,古比兹惊讶的说:“什么,教书让你判断失准了吗?他白纸一张……”
然而当汉普部长问他觉得德莱曼如何时,古比兹察言观色道:“或许他不像表面那么清白”。汉普立即喜笑颜开的说,那些说德莱曼忠心的人都是些平庸的傻瓜,看来你正在往权力核心迈进啊,随后他嘱咐古比兹,“德莱曼下周会举行一个派对,届时你把机器装好,要是你真的抓到他的小辫子,我在中央就又多了一位好友,懂我的意思吧。”
那些高官们为了做出点成绩,达到向中央迈进的目的,开始对一个清白而爱国的艺术家下手,查出一点过错就可以控诉他,并且得到提升进入中央的机会,而尚不知情的艺术家成为了高官们向中央迈进垫脚石。当汉普说:“其他傻瓜只会说,他很忠心之类”,我感觉这真是对古比兹一个莫大的讽刺。“我在中央又多了一名好友”则可以看出明显的“潜规则”暗示,若组织被如此之人操纵着,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聚会上,汉普部长富有深意的说“党需要艺术家,而艺术家更依赖党。”那么汉普部长对德莱曼下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得以提升职位吗?不,他的真正目的则是希望除掉这个剧作家,得到他的爱人——演员克里斯塔。
维斯勒作为监听人员,在窃听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黑暗和虚伪,他所截获的仅仅是剧作家和演员之间一段真挚的爱情。尽管中国和那时的德国有着种种的不同,但以权谋私的腐败在哪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无辜人士成为有钱有势有权之人,获得更大利益的垫脚石、敲门砖。而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会知晓的,他们只知道艺术家被查出罪证,又有谁可以去查背后操纵者的罪证呢?
(三)
在监听这对艺术家情侣生活的时候,维斯勒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也渐渐的厌恶了官场中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德莱曼的真正目的,是要得到他的爱人克里斯塔,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
他潜入作家的家中,拿了作家的一本诗集,静静的读着:
九月的这天,
洒下蓝色月光,
洋李树下一片静默。
轻拥着,苍白沉默的吾爱,
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
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
一朵云攫住的我目光,
如此洁白,至高无上,
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这些软软的文字,如同春风唤醒万物,轻轻地叩击着维斯勒僵化的生命,他读着那些温暖得如同阳光,柔软得如同月光的诗句,心灵一点点苏醒,爱与责任也悄然而生,人性就在这个瞬间复苏,他的立场开始动摇了。他开始思考这以前认为理所应当、毫无过错的所作所为,开始默默的同情并帮助着这一对苦命鸳鸯免受无谓的迫害。
有人说:德莱曼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更可悲的是维斯勒,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他只是这个国家机制运行中的一个螺丝钉,没有自我,也不知晓自己正在进行中的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行尸走肉的做着,为获得自己生存的酬劳而做着被托付给我们的那块任务,不思考,不质疑,不反抗,只作为螺丝钉活着。只是我们不知道,最终造成的这个现有制度,将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投入其中进行宰杀。
就像是很多人都意识到有弊端的教育制度,以众人争过独木桥考大学为例,《新周刊》中的《可怕的大学》一文中曾指出:“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对于维斯勒来说,他是提出监听的布局者,是窃听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好在他已经开始懵懵懂懂的从中觉醒,更清晰的看清这个社会的本质,如果说那时的东德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如同遥无尽头的慢慢黑夜,那他的这点觉醒就是黎明前的一线光明。 
(四)
随后,德莱曼被告知他的好友——导演雅斯卡上吊自杀了。他本可以去西德歌剧院,但因为他这个国家而留下来,然而却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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