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曹林先生的时评，很喜欢。但喜欢并不等于没有意见分歧。近读曹先生的《没有是非的滥情也是一把刀》（《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10月19日），就有些不同的看法。
曹先生借“蔡洋砸穿西安日系车主颅骨”的事件，引出一个“奇怪的媒体现象”，即“每当媒体报道了一个恶性事件中的作恶之人，当报道和评论一边倒地去批评这个恶人时，总会有媒体或评论员站出来，分析作恶后的社会和体制原因，并故作高深或假扮深情地将问题推给抽象的体制，或宏大的社会背景。”
对蔡洋等的违法乱纪行为，“报道和评论一边倒地去批评”，是应该和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反对或禁止“总会有媒体或评论员站出来，分析作恶后的社会和媒体原因”，并把这种分析一概视作“故作高深或假扮深情地将问题推给抽象的体制，或宏大的社会背景。”即使“站出来”的“媒体或评论员”实是在“故作高深或假扮深情”，也可作为反面教材，起到警示作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我们的一贯原则。不同意人家的观点，还得尊重人家说话的权力呀。如果害怕“总会有媒体或评论员”的分析，影响、抵制、改变甚至战胜了“一边倒地批评”，那值得反思的，也不是“总会有”，而应是“一边倒”了。让人说几句话，就怕天塌了，那危险之源就不在于“人话”，而在“天”自身的脆弱和内损。
人是社会的产物，总是活动在一定的体制下。人的思想行为，总是与社会、体制有些关联。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无论大人小人、贵民贱民，见面时就没见过握手的；而在今天，无论是百姓见官，还是小官见大官，就没见有下跪的。每当与学生谈起我们读书时，怎样的批斗地主富农“走资派”，怎样的停课不上扯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去几十里外迎接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的放映员和机器，怎样的彻夜不眠心绪亢奋的等候“最新指示”的发表等事时，学生都像是在听天方夜谭似的。何也？社会发展了，体制改革了，人事也就跟着改变了。即所谓的“一家说一家的话，一时干一时的事”也。四十多年前，别说开日车，就是话语暧昧点，态度模糊点，就有亲日亲美亲苏之嫌，就有可能被说成里通外国、打成叛徒、内奸、特务的可能。能开上日车，是社会的进步；砸开日车的人，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这是无疑的。我的意思是，针对“砸开日车的人”等违法乱纪行为，在“一边倒的批评”中，分析一下背后的社会、体制原因，找找乱象的根源，其目的不也是为了助推进步，减少乱象吗？何必要板着脸孔教训，黑下脸来禁止呢？
曹先生担心的是，在“总会有的媒体或评论员”中，有那么一些人意在“将‘恶’洗白为善，将恶推给别人，甚至将恶描述成一种‘反抗不公’的英雄行为”的“假性因果”。从而“误导舆论”，“失去了是非边界”。曹先生的忧国忧民之心，令人钦佩，但我以为，如此的忧虑，是有些多余的。今天的中国，民众虽说不上都“眼睛雪亮”，但也不至于都“不明真相”，黑白不分。何况还有法律呢，只要依法、执法公正过硬，舆论再怎么样也还是说说而已。至于说到中国的舆论，曹先生自己就是资深的媒体人。媒体言论——而且还是“总会有”的小股，能否左右舆论方向，我想曹先生是最深知和最有发言权的了。如果因不太现实的“担忧”，就来反对或严控“总会有的社会、体制原因”的分析，就有可能使好不容易才艰难开步的言论自由夭折，这可是于社会、体制的进步大大不利的啊！
时至今天，砸车事件已过去一个多月了，中日岛屿争端仍在持续。可喜的是不仅没见因“奇怪的媒体现象”而出现更多更烈的反日暴行，反而从媒体报道中还看到人们的心理更加稳定、行为更趋理性。曹先生怕是跟我们一样，见惯或是习惯了“一边倒地去批评”的现象，而对时下“总会有的媒体或评论员的分析”感到惊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