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在安徽省徽州歙县柘林镇，有人修建了一块据说是“纪念”王直的墓碑，而且是由“日本国长崎县福江市才津为夫”等12名日本“友人”捐资修建的。最近，不少国人为了这块墓碑的修建，掀起了一股对王直的功过是非进行激烈争论的热潮。
那么，王直到底是何许人也，竟然会因一块墓碑而被人们广为谴责？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屡犯我国东南沿海，“攻围劫掠，生灵受害”，“缙绅屠戮，士女蒙污”，民不堪其扰。而当时的徽州歙县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墓主王直。嘉靖19年（1540年），王直等人趁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携带着明朝严禁出海的硝磺、丝棉等物品与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海上贸易虽然为王直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并没有填平他的欲壑。从1548年起，王直原先投靠的同乡人许栋被朝廷翦灭，王直“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正式由一名海盗走私商人蜕变为民族败类。据明朝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一书中记载：“许栋败没，（王）直始用倭人为羽翼，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在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首领陈思盼，以至远近“亡命之徒日益附之，倭船遍海为患。”王直以浙江舟山、象山为据点，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相勾结，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成为与倭寇沆瀣一气为害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的头目。直到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策略，派遣间谍，诱杀了藏身日本的王直。后来，明朝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即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进行集议时，对王直是这样评价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据《倭变事略》）
像王直这样一个被历史盖棺论定、臭名远扬的民族败类，现在竟有人在日本“友人”的捐资下为其修墓立碑，逆历史而动，逆民意而为，如果不引起国人愤怒的话，笔者觉得那才是怪事一桩呢？
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些时候有人竟然在没有新的历史资料进行佐证的前提下，公然为一个也是被史书中盖棺定论的反面人物秦桧翻案一事。曾经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就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战争，此类战争的性质应为“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故把岳飞、文天祥等人称为“民族英雄”实在不妥，了不起只能算作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已。如此论调刚一面世，就像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人们的口诛笔伐。因为，倘若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秦桧、吴三桂之流自然不能再称之为汉奸或民贼，甚至反而属“英雄”无疑了。毕竟，吴三桂开关迎清，也算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秦桧卖国求荣，更是忠君及缔造和平之举了！
如果说，上述为秦桧等反面历史人物翻案的举动，还属于历史或学术探讨的范畴的话，那么，直接为“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的汉奸王直立碑招魂，就是实实在在的忠奸莫辨、黑白颠倒，这些人已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历史情感、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了。在世界上，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不允许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存在的。
就在人们对王直的功过是非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笔者从2月2日的《现代金报》上，欣喜地看到了一则让人大快人心的消息：1月31日晚上7时，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丽水学院的两位老师郭泉、邬伟民，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专程赶往安徽省徽州歙县柘林镇，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12名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一一砸毁。
尽管，郭泉、邬伟民两位老师的行为确实显得有些冲动，有些意气，也有些“过激”之处，但他们的这种“过激”行为如果面对的是事关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时，笔者认为，人们除了喝彩一声“砸得好”之外，所有反面的质疑在国格和尊严的面前都是经不起这重重一击的！可以这么说，郭泉、邬伟民两位老师的这一砸，不仅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而且也充分地表明了大多数中国人爱憎分明的立场，确实"砸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