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成就小说的两个绝妙法门
金庸写小说有两个法门,或者说两条主线:一是武与侠,二是情与理。前者反映了传统价值形态当中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不竭渴望,后者展现了传统审美当中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葛与冲突。金庸小说的成功,无论是对侠义
金庸写小说有两个法门,或者说两条主线:一是武与侠,二是情与理。前者反映了传统价值形态当中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不竭渴望,后者展现了传统审美当中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葛与冲突。金庸小说的成功,无论是对侠义精神的阐扬,还是对情爱宿命的梳理,都得益于明晰了这两条主线,合理而巧妙地运用了这两个法门。武与侠绝不仅仅是武侠小说里的概念,更是伦理本位社会中的文化概念。“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通过自然的法则完善道德的自身企盼。金庸小说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而是以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并进一步把武德分为社会道德与文化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否则就成不了“正果”或者根本练不成绝世武功。郭靖、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锋、东方不败、丁春秋等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卑下乃至邪恶的武德所致。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上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宏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以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最终只能玩火自焚。
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来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金庸小说里,武功绝对不是单纯的外在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修炼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权法”,而杨过在经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其实这些已经不是武功和武术了,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升入了文化本体。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阐释武功,实际上是借最为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最为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要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情与理一直被当作人性的两个方面来对待,传统哲学围绕着对情与理的认识及其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在金庸小说里,情与理主要表现为人的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冲突,具体说就是爱情与俗常规范的冲突。显然,金庸小说既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文化实际的滥情倾向,也没有做抑情绝欲的道德说教,而是合理地张扬了人的本真生命,对传统的禁锢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进行了合理突破,或是讴歌富有现代意识乃至恒久价值的爱情或是提供认识价值,使人引以为戒,把传统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而为我们构建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毫无疑问,这种人生范式既是对传统的僵化、陈腐的人生范式的突破,又是一种诗意的人生。相对于这种爱情模式,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更具有认识价值。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大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与黄蓉的爱情关系上却陷入了“情”与“理”的复杂纠葛。黄蓉、郭靖之爱的传统观念上的真实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任你怎样活泼轻柔、聪明灵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不论怎样鲜嫩娇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永远挣脱不了僵硬冰冷、专横残忍的传统理性的铁掌“巧妇常伴拙夫眠”。黄、郭之爱还以牺牲黄蓉为代价对郭靖做出了虚幻的补偿而浸透着传统的道德宿命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承诺——告诉人们,只要恪守传统道德,就会获得一切,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使此生不能,来世亦必可得,因而具有极强的麻醉作用。韦小宝的女性观是“妇女等于妓女,爱情等于占有,结婚等于生殖”,金庸小说在探索国民性时对这一充满流氓意识的女性观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批判。李莫愁变态的爱情观实际上反映了“不为我所用,便要毁灭之”的畸形心理和小农意识。任盈盈与令狐冲的爱情带有一定的自由色彩,张无忌的爱情经历显露出更多的平民意识,而段正淳的爱情观似乎带有对爱情终极状态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未来意义。可以说,金庸小说通过对各类爱情的描写全方位地表现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说:“英雄、儿女、神鬼为中国小说三大要说。”“武”与“侠”属于“英雄”范畴,“情”与“理”属于“儿女”范畴。金庸小说借助传统小说要素来充分阐扬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把传统引向了现实。金庸小说充满了现代意识,在爱情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侠义精神上进行了合理融透。沿着武与侠、情与理这两条主线,金庸创作了十余部优秀的小说并流传不息,无疑是其成功的绝妙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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