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文人，本是为帝王所豢养之替天行道的职业文人，专司书写圣德明君的金字，现在常用来比喻投靠一些有权有势有背景的集团并为那些集团捉笔的文化人。御用文人或笔杆子仍属于文人墨客的集合，其基本使命是，用连篇累牍的文字，为其主子之某种意图，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其实，“御用文人”也是一个特别的职业，拥有该职业之必要条件是不光会写点字，而且须通晓古今往来之社会变革和起起落落的历史演化，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写字的那一刻极会察颜观色和掌握笔墨的色调。历史上看来，御用文人甚至有了一个潜规则：思想第一，文采第二。话说回来，御用文人或笔杆子的文采都还是十分了得的！
比如，“罗思鼎”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罗思鼎”之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中之另一个最著名的笔名是“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梁效”，随着文革的谢幕而寿终正寝。“梁效”和“罗思鼎”之流，都称文革中大红大紫的御用文人班子！其退出历史舞台也算是无疾而终。
御用文人笔下的文字每每气势如虹，操起刀来，八荒驰骋，四野纵横，文字所到之处，风声鹤唳。手起刀落，冤死鬼或也就在所难免了。如今想来，当年的“梁效”、“罗思鼎”用其手中的那只笔，该圈出了几多人间的不清不白之冤魂，甚至把多少人送进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御用文人”的本质是惟命是从，和老板同呼吸，共命运。如，昔日《中央日报》的掌门人，老蒋的忠心耿耿的挚友，也是文胆之陈布雷，即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御用文人”，虽然后来郁郁寡欢的陈借身体之故，选择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杀，但离老蒋而去的陈布雷，实则对老蒋之赤胆忠心，从来不二。据说老蒋闻之陈布雷“从一而终”，顿然老泪纵横。
但是，除了死心塌地者，御用文人中仍有若干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者，或曰“识时务为俊杰”的看风使舵者。不可谓不是大家者流的郭沫若、范文澜等等，虽有过叱咤风云之学家大腕的历史，但又多了一点御用文人之八面玲珑的乖巧，当然这也有一点那日子里的苦衷，不然郭沫若又如何吟得出“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的“诗”来？故而有时候，御用文人之“饭碗属性”也不可视而不见。人在屋檐下，你能不低头？谁又愿意和他人共穿一条裤子呢？人，总是少不了人性中的诸多弱点，明哲保身或也称为人性之一种？
当然，历朝历代的御用文人中，也有不事权贵者，而李白正是这种不事权贵者难折腰的御用文人之一例。李白看上去是何等高傲，何等狂妄！但“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在民间享有巨大的声望，其自负和高傲并没有打消皇帝对他的关注。忽一日，唐玄宗决定“礼贤下士”，破格任用李白，于是，42岁的诗仙李太白，被唐明皇盛情迎入金銮殿，供奉翰林之职，当起了专职的御用文人和宫廷诗人，期间甚至上演了“命杨国忠代磨墨、高力士帮脱靴”的历史闹剧。
但是，在当了三年“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的“御用文人”之后，李白也品尝了三年身背“御用文人”之酸甜苦辣。其间，目睹了皇宫内之幸臣权贵、宦官外戚之间争权夺利的种种“博弈”内幕，李白即彻底意识到了，自己企图辅佐朝廷成就千秋大业的政治抱负几成泡影。随着李白发出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仰天一叹，李白毅然拂袖，不屑无趣的“御用文人”，离朝廷而去，重又找回了昔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之一腔浪漫情怀，回到了诗人的本色生活中。李白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而恰恰相反，在诗歌的成就上和李白比肩的杜甫大人，则一生都在做梦当官。历数历史上的御用文人，大凡当朝的顶级文人大家，都有可能得到朝廷的青睐而被钦点为御用文人。杜工部的官当得不大，一个谓不上显赫的“杜工部”，也让杜甫马马虎虎称得上是一个御用文人了。故而在御用文人榜上，杜甫大人榜上有名也非捕风捉影。
不过说来，杜甫之御用文人一称，还是有点勉强。杜甫生性就耐不住寂寞，先是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讨关照，向贵人投赠讨食宿，一度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之失意的生活。后来，在当朝尚书严武的举荐下，方从一席七、八品的参军小官做到六品以上的工部员外郎，此即所谓的后世所称的“杜工部”。杜甫一辈子沉沦宦海，晚年仍依附尚书严武作幕府。而李白一生不应试，不爱官，甚至李白壮岁辞官而遨游天下。作为“人民的诗圣”，杜甫先生的官瘾就确实比李白大多了！
毕竟御用文人本质上充当了执政者的喉舌，故而历史上言听计从的御用文人也比比皆是。楚襄王时期，作文学侍从的宋玉，作为屈原之后的辞赋大家，也是朝廷理所当然的御用文人。武则天时代，武后雅好文词乐章，而宋之问巧思文华正好取幸。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宋之问实质上当起了天子顾问和御用诗人。唐太宗李世民时代，19岁的宫廷诗人上官仪便成为了唐朝宫廷侍臣，上官仪以其精美的辞章频频受到太宗、高宗的宠信，故而作为宫廷御用文人，上官仪常帮太宗起草或修阅诏令。
太宗时代的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御用文人是虞世南，其存字不多，菁华者也少见，《全唐诗》仅存诗一卷，大多是《应诏嘲司花女》之类的应制之作。但虞世南的诗文用辞用典流绮溢彩，很有“宫中气象”，虽有些靡靡味道，但一个皇帝的御用文人，不迎合宫中气象又能如何呢？如李白那样不事权贵不折腰者毕竟少数。唐太宗对虞世南赞赏有加，称虞世南不光文词、书翰皆博学，而且有德有忠。故而虞世南能博得朝廷厚爱，获得御用文人的资格，不全在于其文华才气，虞世南德行和忠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无论何说，非等闲之辈的御用文人者流，当起来还是颇有些辛苦的，因为御用文人的使命，毕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和养活家小的性命。看来，远离御用文人的阵营，甚至不以写字为营生，还是轻松多了。为了打发时间而发点思古之幽情，写点可轻可重的闲字，实则是更多的文人墨客所秉承的休闲之好。“发思古之悠情”，抒发点思前想后的情怀，虽然使人不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