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我一个人一盏灯独守影剧院广场我的烟酒小铁车里，整个广场（其实是整条胜利路整个城市暂不圈点其他）为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画了个句号，噶然而止地连一个吆喝买卖的人都没有了。
不是生活和我过不去年夜和我过不去，也不是我和生活过不去我和年夜过不去。我这个小车由于摆在这里已经一年没动，这儿也坏了那儿也断了根本无法推走，而且车里大到一件方便面小到一节电池都需要搬回家去，这真是太费劲的事情了。且今天搬回去明天初一还再搬出来卖，实属寻讨麻烦。至于谁说的“日子可以凑合着过，可年一定要过得精致”这一说我也认同，但是这理说起来虽然高雅却很飘忽，飘忽得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来。于是，精神的服从于物质的，脑力的服从体力的，从来不大听从别人（包括儿子）劝告的我固执地留在黑咕隆咚的广场上一个人过年。
启一小瓶白酒给自己斟上，没有月亮便不能对影成三人。我捏一粒花生米做酒的陪伴，独自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春晚”。年夜的味道在四周弥漫，我不悠然也自得，不向自己提出任何质问。
因为我今天受的这份罪虽然不是刻意的，但我也没有刻意地要回家过年。如果稍微坚持一点，我现在应该以天伦之乐为主题和孩子们团圆在家里才是。但是我一直有个毛病是怀旧，眼看着这城市一星一星地往上加冕，街面上的买卖人一个一个地往下减少，说不准哪一天我就被喀哒一声减去了。而我在这里摆摊已经十四年了，摆得不致富也脱贫了，且有太多太多的变化包括我自己的哭声和笑声发生在这里，发生我的小铁车的生涯里。这本身就是厚厚的一本书了，我不能给这样的一本书赘上一个令我日后遗憾的、极不和谐的结尾。所以，我决定把生意做到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天，结束了广场做为生意场的历史也同时结束我的小铁车的历史。小的历史只有傍上大的历史才壮观。
所以，我很珍惜我在我的小铁车里受的这份孤苦；所以，我很珍惜我在年三十夜里受的这份孤独。很可能我在明年还想再受这样一个苦枝苦叶的年三十已经是办不到的事情了，我很清楚它会给我留下一个怎样的记忆。哈代在他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说过：大凡人生中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酸苦。
我走出我的小铁车，走上往日车流人水的胜利路。这是本市一条四通八达的中心大道。人行这里，得到的感觉是现时代冲破时间与空间的突围。但是此时我看见的却是空旷是绝对的空旷。而忽然间就有一种感觉令我拿起电话拨通给儿子：年三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独特的日子，它能给人以平时所得不到的权力——广场，现在是我的了是我一个人的了！
大脑思维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在瞬间离开你脱缰而去，又可以在瞬间返回来让你握缰在手。当我看到从空荡荡的火车站方向神话般地走过来一个人时，我想的是：这人！你怎么不坐在家里好好过年？
他还年轻，年龄界于尔立与不惑之间。当他看到了我和的小铁车时，竟流露出他乡遇故知般的笑容：这儿还有电话？哎呀真谢谢你哩大娘！
谢谢我，何谢谢之有？
这个自称姓江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走了一年，回来时穿着很是一般，也没有买到手机。我便想象他没有挣到太多的钱也便没有说恭维他满载而归的话。这使我想起了前几天从广播里听到的南方某个大城市的市长发布政府令：大年三十将给全市无家可归的乞讨之人吃一顿年夜饭。我十分感动这个政府坦诚的语言和正义的举动。他有勇气承认自己治理的这个城市尚有许多不温不饱之人，并为人父母地给他们一些关怀。我想，政府的坦诚和正义会坦诚正义多少膝下的子民？
这又令我想起去年我写了一篇我和一个行乞老女人之间交往的文章，寄给了一家报纸，那家报社的编辑给我的退稿信上写着：你们那里怎么还有乞丐呢？如今灾区的人民都有饺子吃，希望以后写主旋律的文章寄来。
这封退稿信使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会作文。
小江没有给家里打通电话。年前等工钱的时候他曾经告诉妻子说他不能回家过年了。待到工钱拿到手时已经是年二十九，急着买票赶火车也没往家打电话。而今看来年轻的妻子是到娘家过年去了。此时小江的脸上布满了失望，准备一口气步行八里路赶回家的劲头一下子就全消失掉了。
“上我的小车里来坐一会儿吧，可以坐两个人的。”我邀他，忘记了自己在夜里惯有的防备心理。
彼时我已在头一年换了个比较大的铁车，如果是以前那个0•99平米的小车，便没有这个邀请了。
这样，陌生的小江就成了和我一起熬年的人了。他也不好再无精打采的了，和我聊他妻子的勤劳贤惠，聊他岳母的嫌贫爱富。我也聊，聊小买卖的艰辛和以后的打算。我们还聊了神州五号甚至还聊了几句拉登。我发现，小江的文化不高但是肚子里装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是年夜的那一点时光太特殊了，过得再平淡也平淡不了它的特殊吧，小江和我熬年熬成了忘年交。现在他每次路过都要和我坐一会儿，他说他今年还要出去打工，不过要争取回家过年。他说如果下个年我还要这么过，他一定骑着自行车来和我熬一个小时，一定。我说不这么过你也得来，因为到了那天，我最想见的人，一定是你。
那好。我们两个人，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