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二十五史，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史记》；众多史学家中，最震古烁今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是个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如果不是父亲司马谈强压给他的著述意愿，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旅游家，或者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可惜，受父亲的思想毒害太深，过早患上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过早的酝酿了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他还年轻，那时不过才二十多岁。本来他可以成为李白，但是最终却成了杜甫。
他写《史记》，是为了完成父亲给他留下的这座大山。如果不是因为“李凌之祸”，这部《史记》还不定什么时候完成，恐怕因为公务繁忙，都会遭遇夭折；或者即使完成了，勉勉强强，算是纪传体的史书第一部，难以起到傲视群书的地位。为什么非要感谢磨难，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让《史记》成名，而眼看着司马迁遭受宫刑而沉默。磨难，就是青春的杀手，是童贞的敌人。让我们永远唾弃磨难。
有人说，《史记》是信史。这只是后人的思想，如果活到现在，司马迁也不这样认为。他已经说明了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没有打算将《史记》写成《春秋》或者《左传》类型的史书。因为他知道，现在是人道，不是天道。历史是人的舞台，而非事情的累积。历史是有生命的，是有血有肉的。他是用文史哲的观点去阐释历史，所以鲁迅说《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是，虽然司马迁看到了人类在历史的推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是不敢对天不敬，只能将天放到人的另一面，来探究一下人与天的关系。当然，无法证明，而且也永远不可能证明，人与天永远是互相依靠又互相矛盾的。司马迁的哲学观点难以准确解释历史的变迁，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命运，不能相信天是人类的主宰。
《史记》当然倾注了司马迁的巨大心血和热情，那是在宫刑之后。之前的编纂，还是借鉴了大量的历代典籍。可以这样说，它不是一部纯粹的独立创作，其中旅游心得多，道听途说多。就像现代的有些文化散文作家，在故纸堆中咀嚼，搀杂上一些自己的观感。因为每个人对一种历史现象或者历史事件分析的角度不同，观点看法自然不同，而且因为自己的好恶，错误在所难免。我想，天下文章一大抄，造假的老祖宗正是司马迁，从《史记》开始的。
《史记》的爱憎分明，是空前强烈的，不仅仅源于司马迁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且，一种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也逼使他这样做。不这样做，不是他的性格，也是难以说服自己。他的人物虽然采用了“互现法”，但是，对待人物的态度是明显的，主观情绪仍是左右读者的，客观的情况永远都是次要的地位。他的《史记》中的人物要么是狼，要么是羊。当然，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也难免出现个别披着羊皮的狼；这不妨事，是狼，就永远变不成羊，永远难以摆脱历史的惩罚，终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悬挂千年。
中国人喜欢从小看苗，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司马迁有关。其实，有些悲剧性的人物，我们不用看结局，只要看他小时的行为就猜个差不多了。这似乎也学习了《左传》的描写战争的方法，开头的准备活动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其实，这种理论还是很有科学根据的。美国二十世纪的“软糖实验”就证明了这个观点，情商是人才成就大事的前提。看来，我们的很多观点正在被外国的专家论证，教育观念从古代学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就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总是以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亮？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因为他的自身的悲剧性，因而对历史的悲剧人物情有独衷，虽然不免进行挞伐。但无论怎样，司马迁通过《史记》，还是努力在告诫人们如何避难，如何在社会上能够混得开，目的只有一个，以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走他的伤心路。人么，为什么非要投身政界。殊途同归，这是司马迁给人指明的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有时我也在想，司马迁也太自私，为什么将自己的伤痕累累展示给后人看，让我们从小就步履沉重，从小就抑郁顿挫，从小就学会了悲情对人。奉劝各位，如果你想追求快乐，请千万不要翻开《史记》，以免被唏嘘所感染，被哀叹所中伤，被司马迁骗到愤懑的深渊而不可自拔。
快乐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