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全队社员生活能否温饱幸福。我在农村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整天与队干部打交道，对当时队干部的产生过程，队干部的甘苦忧愁多有了解。我从自己亲身经历谈谈生产队的干部。
在内蒙古卓资县，一般生产队有六十多户，三百多口人。队干部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二至三名作业组长和记工员，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也配备一名妇女队长，维护女社员的权益，但妇女队长多数只是名义性的职务，她们一般不参加队委会活动。除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外，其他职务可以兼职，比如民兵排长可以兼组长。人口多的生产队可适当增加几个副职。每个队还有一名贫协组长。贫协组长不算队干部，一般不参加队委会，有了政治运动才发挥作用。所有队干部都不脱产，干一天活儿记一天工，按职务给予工分补贴。补贴多少由社员大会上定，队长最多补贴1000分，组长补2—3百分。而一个好社员一年能挣3500分。在实际操作中，政治队长是半脱产的，他要巡查社员农活儿完成的质量。政治队长光说嘴不干活也是有的，但比较少。农村有几个阶段，如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高潮阶段，强调政治队长必须是党员。一个生产队一般只有两三个党员，因此，政治队长只能从他们中间产生。如果队里没有党员，有时也从外村往来派。政治队长往往是由生产大队党支部提名的，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但是如果队里社员多数人不同意大队选择的政治队长，这个政治队长也当不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那时候上下级、干群之间民主意识远比现在强。生产队长和其他队干部全从社员大会上选出。
生产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社员口粮从生产队领，吃菜要去生产队菜园记账买，烧柴从生产队分，推磨要用生产队的骡马，走亲戚要借用生产队的驴，家里有了难事也要从生产队借款，粮食不够吃了也要从生产队探支粮，每天干什么农活儿要听队长、组长的分配，进城住店、办事要开生产队的证明，可以说社员离开生产队寸步难行。因此，生产队队干部的权是很大的，直接面对每户社员的方方面面。但是，队干部也不好当，尤其是队长。生产队队长和组长要下地带头劳动，你干多少农活儿，社员跟着干多少。队干部除干一样的活儿，还得检查其他社员干的农活质量，难免会得罪人。政治队长也不好当，他承担着全队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的首要责任，年底社员比其他生产队分的口粮少了，工分值低了，就要遭到社员的责骂，甚至下台。平时队里有些不公平的事，有的社员会站出来骂大街，上大队、公社去告政治队长的状。平时婆婆妈妈的事不少，两口子打架也要找队长调解。社员家里养的猪跑出去吃了队里的庄稼，队长要决定罚款数额。鸡毛蒜皮的事都要管。因此，村里常常能听到队长训斥社员的声音。队长不是学校培训出来的，有的队长不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最擅长的管理方式就是骂。可社员普遍认可这一套，说敢管、敢骂的队长，才是称职的队长。同时队长还要有本事应付上级的一些瞎指挥、乱摊派，能够维护和争取本生产队的利益。所以，没点能耐的人当不了队长的。当队长是一种得罪人的事，有时费力不讨好，特别是穷困的生产队，多数队长不想连任，需公社、大队领导去反复说服动员留任。
有权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生产队的队长权力很大，当队长有条件为自家捞点好处，搞点腐败。但是，当政治队长的人多数是从土改运动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属于农村中有政治觉悟的那种人，经受党多年的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考验，本质上听党的话，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境界。同时，农村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反五风、整风整社、四清、文革，运动一场接一场，一次比一次激烈。每次运动都走得是群众路线，社员监督干部那是实实在在的厉害，队干部想腐败也难。每次运动，都会有队干部因自身腐败问题过不了关自杀的。可以说坚持干下来的队干部，都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就我认识的队干部来说绝大多数都比较廉洁，能够公道办事。那时候生产队的干部很辛苦，白天参加完劳动，晚上还常常开会商量工作，而开会是不记工分的。有的老贫农、队干部对毛主席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无比忠诚，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我蹲过点的一个生产队，有个副队长叫杨崇林，高小文化，身体很瘦弱，出门总要挎一个粪萝头，走一路拾一路粪，破烂衣褂上口袋里别着一支自来水笔。他上有一个年老继父，下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一家三个光棍，家徒四壁。可他每天乐呵呵的，精神头十足地带领社员下地劳动。他脾气好，不轻易骂社员，但是原则性极强，有社员出工迟，他记工分时总要扣几分，当众宣布，即使他继父迟到也不行。每到星期三、五晚上，他喝完稀糊糊，就吹着哨子，走遍全村，吆喝社员到队委会听他念报辅导学习，乐此不疲。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后，虽然粮食多了，家庭生活有所改善，但他思想上很失落，加上儿子不太称心，他竟然上吊自杀了。我还认识一个叫魏三的精明人，他当队长期间为每个社员私分了20斤粮，被判了3年徒刑，结果儿子病死了，老婆改嫁了，落了一个家破人亡。我曾问过他，队里是谁揭发了你主持私分粮食。他苦笑着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老汉我认得，是那种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的老实疙瘩，会告他？见我不信，魏三苦笑着解释说，人家老贫农觉悟高哇！记得有一年，勇士大队12生产队，队里死了一个小羊羔，队干部晚上开会，就把死羊煮在锅里，队干部准备吃一顿，说好每人在队里账薄上记赊账二毛钱。结果肉还没煮熟，就被一位老贫农连锅带肉端到了公社，告队干部搞腐败。一般来说，那时候生产队的民主气氛很浓，队里的重大事项都要在社员大会通过。因此，队里开会常常是吵吵嚷嚷的。有些文学作品把队干部描写的像土皇帝一样，为非作歹，不符合农村队干部整体形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产队的干部，那是中国农村历朝历代最清廉干事的人。
我作为一名公社干部，曾在一个生产队蹲过点。那个队政治队长外号叫穷汉阎王，他为人比较霸道，脾气粗暴，社员犯了错误，落在他的手里，总要被严加整治。对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尤其苛刻，一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