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有一间约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闲小屋，里面只有一铺火炕，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虽说屋子小，可勤快能干的父母还是把它收拾得很别致，尽显黄土文化特色的炕围画鲜艳活泼，物品陈设干净有序，给人一种温馨雅致的感觉。这个屋子一般不住人，也就是父亲夏天午后临时歇息，哥哥、奶哥、堂兄二哥玩累了在此小憩，有时客人中小孩多了，奶奶嫌吵来这里独睡一宿——这样的时候极少，小屋一般空置着。
自从村干部发现我家这间小屋后，小屋就不能再享受悠闲日子了，小屋里的住客像走马灯般流转轮换。
阳村每次搞政治运动上边都会派工作队，而且这些工作队领导无一例外都住我家小屋。要说因为小屋漂亮、雅致、干净吧，但这理由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我家的居所在村里绝对算不上好房子。我想主要还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而且父母善良朴实、人缘极好之故吧！
虽然年代久远，但有些工作队成员与我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还是让我记忆犹新，最使我难忘的是文革开始时县里派来的老雷和老李，他俩叫什么名字，来我们村干什么，因我那时只有六七岁不太清楚。只记得每天晚饭后，天气闷热，也为了节约灯油，老雷老李总会在院里枣树下坐几个小时乘凉。他俩海阔天空地神聊，父亲没文化和人家没有共同话题没法产生共鸣，只能“啊啊”应答，但大多时候父亲是不插话的，他总是不停地弄些艾草熏烟驱蚊来为他俩的聊劲助兴。
老雷老李在我家住了一年有余后，完成使命走了。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来几位工作人员，也是住一年多，至于他们姓甚名谁我根本记不住，我只记得母亲天天要给他们烧开水，做点稀罕食品时就会邀请他们共享。只记得他们非常和善、友好。
那个年代党和政府机构的领导们与普通老百姓走得很近，下乡的工作人员一日三餐总是家家户户轮流吃老百姓的派饭，吃完后还要无一例外地付给老百姓粮票和钱，在我家住的那些工作队领导也是轮流吃派饭的，偶尔在我家吃一次饭也要客气地留下钱票，弄得我父母亲很不好意思，但他们心里是温暖的，因此给六七岁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像现在的党员干部，下乡一般就在村干部家官章文样地走走过场，然后就放地开玩了，玩好以后由村干部买单陪他们到城里消费，走的时候还要拿足礼品红包。至于一般老百姓的门他们是根本不登的，除非寻奇猎艳。难道不是吗？呵呵！
我家小屋在工作队住了几批后，又换成了从北京来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住就是三四年。我家住了两个女生，一个叫徐红，一个叫胡桂青。人常说：“养女事非多”，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这俩女生入住后，总有些男青年跑来调情逗闹，每天晚上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直至深夜都不得安宁。搅扰得我们实在没办法好好休息。可父母亲有看法没办法，因为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这北京的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家生在皇城，长在领袖身边，读着革命书，吃着商品粮，谁敢说半个不字。日子短了还可以忍耐，这日子长了谁受得了啊！但上帝总会给所有事情安排转机的时间。一天，村里一些与知青熟稔的年轻人们一时兴起，买了肉、打了酒，和知青们幽夜畅饮，美美地共醉了一回。村干部知道后马上召开了批斗大会，以拉拢腐朽革命知识青年为由狠狠地批斗了这些年轻人不说，还专门为知识青年们修建了两排新瓦房，说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至此，我们村所有的北京知识青年首先步入共产主义时代，过上了按需分配的集体生活，我们家也暂时回归了安宁。
哥哥长大当兵走后，父母亲为哥哥转业娶妻生子成家之需，倾尽财力建了三间新房，新房刚刚建好就被村干部们盯上做了上级工作队的新招待所，一位年轻的杨姓领导就顺理成章地住进哥哥的新房单间里了。只是这个老杨的素质与以前那些住了一段时间后恋恋不舍离去的老同志们相比，实在有着天壤之别，他干尽了讨好权贵、欺负好人、制造冤案等等令人不齿的罪恶勾当，尽管时过境迁，可当事人只要一提起他就会暗暗咬牙。事实证明，有些党员干部的素质卑劣到实在不可恭维的地步，怪不的小平同志一上台就搞了三年整党整风运动来纯洁党组织呢，确实很有必要啊！
之后，我参加工作稍有积蓄就把家里所有的房子全部推倒，在原来的基础上建了一排簇新的水泥院砖瓦房，母亲在新房子里生活了十多年病逝后，我家的院子再没有人住过。院子空空的、房子空空的，过去的热闹景象早已随风远去，留下的只有一地寂寥、半院荒草。人常说，没人住的房子坍塌得快，我盖起不多年的房子已渐露老相，像一位孤单的老人，在风雨剥蚀中茕茕孑立。唉！真的好想再来许多工作队，把我的空闲屋子塞满，但可能吗？在当下的中国到哪里去找能与农民兄弟同呼吸、共命运吃派饭的党员干部？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呵呵。
面对人迹罕至的空巷孤院，我禁不住黯然神伤，那时候来来往往的过客带来的喧嚣吵闹使老辈人不胜腻烦，如今独院荒草凄树寒鸦又让我倍感失落。
唉！面对时间老人的捉弄。人，真的无所适从！